材料   自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敏感的心弦不时地被它触动、撩拔而激荡…唯一不变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或爱或憎、或敬或恨、或褒或贬的“孔子情结事实上“孔子”之名所指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真实的孔子；二是指不同视野下的孔子；三是指纯粹符号化的孔子。

——摘编自林存光《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与时代转换》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材料 民国初年，在“实业救国”“科学建国”思潮的推动下，留学美欧的青年学子大多选择学习机械工程、采矿冶炼等专业，走上“科学救国”之路。留美学界先后创立中国科学社（1915）、中国工程学会（1922）等科学学会，创办《科学》期刊，大力倡导科学救国。1915年《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全面论述了科学的强大威力，旗帜鲜明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这一看法，正切合了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与此同时，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显示的巨大破坏力，微博也使得部分国人对西方文明、对科学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国内知识界逐渐形成一个质疑科学功用与价值的“反科学”思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所谓“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严复，1918）。对此，中国科学社创办人任鸿隽指出，微博在充分享受科学益处的西方，“科学在性质上、组织上，皆有扩充之势，无畏缩之兆”。1924年《科学》杂志发表社论指出，“科学之为科学，自有其本身之价值，不因物质文明之有无而增减。……人自无良，何预科学，因噎废食，窃为国人所不取也”。

——摘编自张剑《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