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日即事^①

张耒

已逢妩媚散花峡^②，不怕艰危道士矶^③。

啼鸟似逢人劝酒，好山如为我开眉。

风标^④公子鹭得意，跋扈将军^⑤风敛威。

到舍将何作归遣^⑥，江山收得一囊诗。

在五面包围中（节选）

魏巍

坚守坑道第15天，又发生了新的困难：坑道里的存水用完了。人们把那几个存水的大汽油桶，翻来覆去磕打，再也倒不出一滴水来。

团指挥所几次派运输队送水，伤亡很大，水却很有限。

由于缺水，大家眼瞅着饼干硬是咽不下去，有时候饼干的碎末被呛得从鼻孔里喷出来。

坚守坑道第18天，有人偷偷喝尿。战士们脱光了膀子，抱着手榴弹，紧紧贴着潮湿的石壁，人们仿佛第一次认识到：水，是何等的珍品！

这时候，在精神上负担最重的，除了郭祥，恐怕就是卫生员小徐了。这个十六七岁说话还有些童声童气的孩子，虽然同别人一样渴得嗓子冒烟，但他更难受的却不是这个，而是伤员们极力抑制着的低声呻唤。他仿佛觉得伤员们喝不上水，全是他的过错似的。

卫生员小徐走来走去，一遍又一遍察看石壁，终于发现一条细细的石缝，不时渗出一两滴水珠。他就撕了一缕棉花，把水珠蘸起来，拧到小碗里。尽管石缝是那样的吝啬，总算有了一丝希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工作，居然拧了大半碗水。然后，他就把小搪瓷碗架在小油灯上烧起来。

小小一点灯头火，总算把水熏热了。他立刻把小碗端到几个重伤员跟前：

“同志们！醒醒，喝水啦！”

“你端给参谋长喝吧！他哑得快说不出话了，这样下去怎么指挥呢？反正我们……”

“对！对！快给参谋长端去吧！”大家异口同声。

小徐把小碗放在桌上：“参谋长！喝点水吧！”

“小徐！你怎么不端给伤员喝呀？”

“他们都不肯喝，说你还要指挥打仗呢！”

“傻孩子，光凭一个人能打仗吗？快端给伤员喝吧！”

小徐站在那里不动。

郭祥只好端起碗，递给步话机员小马，小马哽哑得很厉害。

“不行！我不能喝。”

望望桌上大半碗水，分毫不少，郭祥叹了口气，把小碗高高擎起，说：

“同志们，我带头喝！你们也非喝不可！谁要是不喝，就是对我们的胜利不关心！”郭祥装作一饮而尽的样子，却只抿了小小的一口，递给小马。小马也只抿了一小口，又递给小徐。小徐只沾了沾唇，就端给重伤员们。其他人也都抿了一点。

转到郭祥手里，居然还剩下小半碗，几粒明亮的泪珠，扑哒扑哒掉到小瓷碗里……

坑道口传来刺耳的叫声：

“中国士兵们！我们断绝了你们的一切联系，你们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你们用19世纪的武器和高度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作战，不过是无效的抵抗和绝望的挣扎。还是快快投降吧！”

“中国士兵们！你们实在太可怜了。你们被上级骗出来，来到千里迢迢的异国，住的是深山土洞，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眼看就要困死，饿死，干部却不闻不问，你们何苦还要为他们卖命？还是到自由的世界来吧！……”

“参谋长！有人乘机说破坏话了！他说，如果上级还要我们，干嘛叫我们在这儿受罪？……”

“走！我们找他谈谈。”

坑道中部，战士们多半脱光膀子，靠着壁坐，有的擦枪，有的在拧手榴弹盖；独有白鹤寿半躺半卧，眯细着眼在想什么，整个身躯就像一尾鱼切掉头尾后的“中段”。

郭祥在他面前一站，严厉地问：

“你刚才说了些什么？”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清楚。我告诉你，不管什么人，他想借机挑拨离间，瓦解我们士气，他就是瞎了眼了。上级为了给我们送东西，牺牲了多少好同志！我们吃的，用的，都是同志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要凭空造谣？”

白鹤寿手指轻微战栗着，低下头去。

坚守坑道多日，总攻尚未开始，郭祥觉得有必要解释几句：

“我们坚守坑道，就是为了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我们的反击就会一举成功！”

“同志们！我们在最前沿坚守坑道是非常光荣的。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受敌人五面包围，还是第一次，恐怕你们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吧！这是非常难得的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好机会。虽然我们没吃的，没喝的，但我们不是敌人手心上的可怜虫，我们是钻到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我们应该拽住牛魔王的心肝狠狠地打几个嘀溜！谁嘀溜打得好，我就给他记功！”

……

晚九时，疙瘩李带领两名战士去炸坑道前面的地堡，手里用麻绳提溜着十几个空罐头盒，前后共总不过五分钟。

“好干脆呀！”

“全靠副连长的那几个破罐头盒子，他钻到东边那个炸弹坑里把罐头盒子一摇，敌人机枪就冲着他打，我们从西边就上去了。”

郭祥正准备派第二个小组出发抢水，忽然听见一片声嚷：

“上级给我们送水来啦！”

“同志们送水来啦！”

坑道里战士们，轻伤员们全站起来，把进来的两个人团团围住，有的抢上去握手，有的抱着他们的膀子，眼里流着涔涔的热泪。

乔大夯身下横七竖八挂满了军用水壶，背上一个沉重的麻袋；后面的战士身上也背着二三十个水壶。

“俺们送来的东西不多，知道你们断水好几天了。大伙都觉着萝卜这东西解渴又解饿，俺就背了点。”

话音未落，老模范背着一个大口袋进来。后边跟着四五个人，一个个都背着口袋，满身灰黑色泥土，显然都是从焦黑的土地上爬过来的。

郭祥指指那些大口袋：

“这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呀？”

“你猜猜看！”老模范笑着说，“这是祖国人民的慰问品哪！”

坑道里的气氛由欢欣，热烈，活跃，一下变得严肃、庄重和静穆起来。

（有删改）

坝上（节选）

李凤群

第一次跟父亲去坝上，是七岁，跟着父亲去卖蚕豆，父亲挑着两个布袋，出了房子，从田埂过去，经过一片芦苇荡，爬上地势高的坝上。说是坝，其实从他有记忆开始，它就是两块断垣。中间地带像掉了门牙的豁口，又像一个幽暗的洞穴，被某个发怒的妖怪一只大斧从中劈开。这个豁口因其深险而显得神秘而阴森，一脚踏空，就会掉下去。大人总是会用这个地方恫吓调皮的孩子：“不听话，送你到豁口去。”

步行十多分钟，才到达往上的坡面。直到听见风在耳边飕飕地响，视野开阔，高处到了！他有一种莫名的躁动，仿佛要去见大世面。站到大坝的高处，可以看见一望无垠的庄稼地，一座座屋顶。在更远的地方，有一个集镇。人们在那里采买煤油针线、拔牙贴药膏、看戏听庐剧……

随后几年，江水凶狠，豁口越来越大，两端用绳子牵着，中间放一只小划子，那一里多路，有时需要耗大半天。真难哪，最严重的一次，坝断水急，有经验的老船工都不敢过豁口。代销店里早没有了炒菜的盐，豁口隔绝，镇上的豆浆油条、绸缎棉袄显得更远了，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恐惧把人的心吊在嗓子口，防汛的警报不顾早晚，令时间失去规律。

十一岁，唐松源被告知要到坝上修工事。“修好了坝出门就不用坐船了？”

“是的。”父亲肯定地说。

因为年纪还小，他的任务是从板结的河床上铲土，把排队的箩筐填满。此后的每一年，他都作为家庭重要成员参与堤坝水利建设。他舍得下力，他要自由进出，这个理念使他比他的父亲更显得老到和沉着。

前后七年，这条有着巨大缺口的大坝终于合拢在一起，严丝合缝，像自古以来从没断开过一样。自此，官方文件上出现“豁口大坝”四个字，概括了它的古往今来，现在，村子里的人果然可以撇开船，直接往镇里去。春天的时候，到农机站去买种子，夏天去买农药，冬天去村外走亲戚，或者看大戏。

渐渐地，“坝上”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仅特指他们建成的那一个区域。“坝上”也成了一个象征：坝的这边是家乡，成了老地方，那边成了外面，成了可以沟通的远方。

奇怪的是，渐渐地长大，他却越来越觉得大坝不过如此，并不高，也并不宽。

有一年夏天，洪水逼近门槛，政府也在用大喇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庄稼已经被淹没，唯一可以玩的地方就是坝上。只有唐松源，完全没有一个遭受损失的人应该有的沉重和沮丧，相反，他的脸上亮晶晶，显得很平静。他回忆起自己挑过的每一筐泥土，脚底站着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夯实命运的证明。他从来没有怀疑自己筑坝的意义。

但是，真正经历了第二场洪水暴发的时候，他开始想不通了。那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大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漫过了门槛，村长带上全村连夜出逃。唐松源坐在自己修建的大坝上目睹这一切：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断枝残苗，以及被冲垮倒塌的房子里冲出来的锅碗瓢盆……灾民和坝外的人隔坝相望，不平之气在灾民之间弥漫，冬天辛辛苦苦地修坝，到头来就是保别人的平安？！

有一天，唐松源跟队长并肩去上工，冷不丁地，他开口了。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年年出人出力，可是挡水坝没有建在我们村子前面？”

这个问题，一定有许多人问起，可是没人像他这么礼貌客气，否则队长不会亲切地蹲下来，还递根烟给他，耐心地对他说：“在哪里筑坝，这是科学，不是感情。我们村的堤坝地基不牢，就算加高筑厚，到头来也不一定管事。小唐，你是聪明人，你能想得通。”

二十二岁，唐松源结婚。他和妻子是上一个冬天在坝上共事时认识的，他们一个手铲，一个肩挑，完美地配合了一整个冬天。又过了几年，上面派来了工程师和技术员，在靠近江水的弯道处，他们又参与修建了一个节制闸。农民们虽然懵懵懂懂，但边干边学。闸口完工时，唐松源总算知道这家伙是用来控制水流量、调节水位的水工建筑物。它既可以防洪，也可以排涝。第一次泄洪的时候，形成瀑布一样壮观的水流，人们站在旁边又喊又叫。闸口“坝上”提高了一个档次，它自己也成了一个标志。现在，以“闸南”和“闸北”为分界线，“豁口”是过去，“闸口”是现代化。

建造这个闸口的时候，唐松源受过一次伤，他的左脚大拇指感染后因为浸泡过久而坏死，最后不得不整个切掉。如果当时当回事请假去就医，坏死本可避免，可他大意了。宣传干事写文章说他怕耽误工期而隐瞒了伤情，他想辩解，可是他又不喜欢扫宣传干事的兴，最后，默认了。

新建好的闸口因其宽阔和雄伟，一度成了年轻人聚焦的地方。在镇照相馆的橱窗里，挂得最多的除了孩子们站在油菜花地里的照片，就是情侣们拘谨地站在闸口桥墩上，仰望着镜头的照片。

10 . 会歌唱的高原

刘醒龙

由于搭乘的是军航，飞机在拉萨贡嘎机场一落地，首先见到的不是曾以为的那些色彩斑斓的充满神秘宗教意味的藏族男女，而是被高原紫外线晒得像紫铜一样的军人。

来接我们的司机小何也是军人，他在青藏高原上开了多年车，我们见面时，对他那种微笑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在高原上呆了些时日后才知道，这陌生的东西是由于高原缺氧造成的，它叫迟钝，缺氧条件下，人的反应比内地低海拔地区要慢半拍。后来，在前往岗巴、亚东与纳木错的几千公里旅途上，每个人都领教了缺氧下思维故障的频繁；熟悉不过的字词会一时想不起来，唱过千万遍的歌曲总是想不起旋律。那一天，我们登上海拔四千九百米的塔克逊哨所，那二位哨兵，我们说什么话，他们都只是简单嘿嘿憨笑。塔克逊属岗巴。去岗巴之前，西藏军区许明杨少校曾对我讲了一个故事：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话的墨脱县，一位前往视察的将军遇见一位正在放羊的战士，将军上前与他说话，那位战士除了傻笑，对他说的唯一一个字就是家。将军当时就流下满脸泪花。

到达岗巴，睡到半夜，我们一个个头疼得像被念了紧箍咒，纷纷摸黑爬起来，找水找舒乐安定，拼命往下咽。

青藏高原上，还有一种不畅通，就是公路。小何驾着大客车满眼血丝、满手血泡，不知多少次拖着我们从悬崖峭壁上小心翼翼驶过。车辆有时像飞机一样在半空飘浮。车内女作家们不知多少次蒙上眼睛不敢往外看。好在去岗巴的路上有大戈壁，那时候，汽车就成了一头牦牛，望着无边无际的地平线，车与人都有了一种悠闲。汽车翻过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口，成都军区女作家王蔓玲一开腔，几个人竟一齐将平时那首高不可攀的《青藏高原》唱上了青藏高原上空那蓝得如洗白得无瑕的云端。当歌唱被宏大高原再次慑服时，长久沉默中，那从未有过的神圣、深沉与庄严，如同远处雪山，一下子矗立得很高很高。

七月五日零点三十分我们回到日喀则。睡了几个小时后，军分区李沛中尉通知我们，他们的政委不能看我们了，夜里附近村庄发生泥石流，村庄全部被毁，死了八个人，政委带部队上去抢险。从日喀则往拉萨走时，才发现这条路是从上海过来的三一八国道。大约走了百把公里后，一条几公里长的汽车长龙蜷缩在雅鲁藏布江边。一问才知道前面有泥石流，最先到达的车辆被堵了两天两夜。好在我们到得晚，只等了两个小时，路就通了。车队中，那些排在前面的民用车辆自动停在一旁，让某部运输团的四十多台训练车辆先行通过。司机小何不无骄傲地说，这是他们团的。

一个叫尼木的地方，我们停下来找个路边小店吃东西。 要走时，小店女老板忙得不亦乐乎，迟了一阵才给开发票。正是这几分钟的推迟，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又行了七八公里，二十来分钟。拐过一座山嘴，一种像雅鲁藏布江怒吼的声音从车外一掠而过。接着前面的一辆吉普车急速倒回来。车停后，我们下去站在路边，看着前边两三百米处，半座山坡将公路埋得无影无踪。

山上还在往下滚着乱石，小何将笨拙的大客车从狭窄的公路上掉过头来，毫不犹豫地带着我们直奔兵站。进了兵站大门，副团长师传宗和副参谋长刘宏伟并肩走向我们。那天晚上，他们将仅有的菜肴全都搬出来给我们吃，还有酒。不知是谁提议让刘宏伟副参谋长唱歌。歌唱响起时，不少人眼泪忍不住出来了。那是多么动人的歌唱，一米九○的个头，坐在那里像一座山，歌声则是山谷风阵一样，无论如何抒情，也掩不去那刻骨的悲壮与苍凉！

后来得知，他们团去东线林芝训练的车队中，有一辆本载着四名战士，滑入路旁深谷，那么庞大的车辆在江水中连气泡也没有留一个就无声无息消失了。

第二天下午，公路还没有修通的希望。军区派车在泥石流那一端等着我们，我们决定冒险爬过塌坡。师伟宗和刘宏伟两位中校派了三台吉普车和十几个战士将我们送到场方处。我们将大客车、司机小何与行李箱扔在兵站，每人只带上一点必需的东西。当走向那不知深浅的泥石流堆起的泥沼时，我们不知哪儿来的胆量，一个个毫无惧色地往那魔鬼脸色一样的泥水扑过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后有一名年轻战士，可更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从此镂刻着一副不朽的军魂。

八十米宽的泥石流被我们蹚过。我们又忘情地唱起《青藏高原》。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巨大灵魂，它也在歌唱。这样的高原，这样的歌唱，容不得一点虚伪与矫情，只有真情与真诚才能行走在如此悲壮的大地上。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