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外文学史上都有所谓传奇小说及传奇叙事传统。传奇小说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传奇叙事常带有理想色彩和夸张的成分。

就中国小说叙事的发生而言，自唐以来所形成的传奇叙事模式，是中国小说发展达到成熟阶段的一个基本标志。传奇叙事基本要素就是情节的奇幻与人物的特异。从中国小说史发展的角度看，自唐传奇小说开始，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章回体小说，传奇叙事逐渐成为中国小说发展中最为流行、最易接受的叙事模式之一。因此说，传奇叙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模式和叙事传统。

西方小说的“诗的”“史诗的”或“神话的”传奇叙事作为一种叙事传统，以幻想的姿态填补着社会发展的个人实现感，孕育了个人与社会错落有致的风韵，但始终与中国古代的传奇叙事模式“异构同质”。所以，无论是最初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端，还是直至今日中国小说的发展，受西方传奇叙事的影响很少，始终都呈现着一种对中国“传奇叙事”经验与传统进行承袭、转型和创新发展的轨迹与样貌。

在以清末民初“新小说”为肇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转型中，依据社会改良与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中国小说在开始真正走出封建文学传统主题规范与形式束缚的同时，又因“传奇”的故事化叙事、大众化接受以及民间化发展的特殊价值，表现出一种对传奇叙事的特殊选择。其后在中国“五四”以来现代小说叙事理念及模式确立的过程中，尽管表现出一种向西方小说学习的、反传统的整体态势，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传奇叙事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焕发出更为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

整体梳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会发现中国的传奇叙事呈现出不同的样貌。鲁迅《故事新编》借传奇叙事之形，以悬置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情节和人物来叙事，以传达观照现实人生的良苦用意；张爱玲以普通人为原型的“新传奇小说”，则是以新都市文化景观与现代都市大众阅读背景下所生成的另类与特异的都市书写，以传奇叙事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雅与俗之间的对立共构；以革命的历史与英雄的传奇契合而成的“现代革命传奇”和当代的“红色经典传奇”，采用多重视角的多元化叙事结构，让不同人物从各自角度对同一件事物进行讲述。实际上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与八十年代的小说，都呈现着典型的传奇叙事样貌；九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更加以最具有流行品格的传奇叙事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来获得大众阅读的最大可能性。

在当前的文学与文化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西方话语常常都具有主导甚至霸权的意味。如果我们今天仍旧将“叙事”作为一种舶来品，依然看不到承袭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之“中国经验”的内容，看不到中国整个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叙事中富有的文学精神意味，那么，不仅是我们没有真正把握中国文学本土经验的内在精神与外在传承，同时也会使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走向世界、走进世界的追求与实践中，始终都缺少甚至是放弃了一种自我的、自主的精神依托和现实资源。

传统与发展、民族与世界始终是一种对立共构关系，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文学自身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建构的认识，既离不开对悠久的传奇叙事传统的确认和梳理，也离不开对其他中国经验的发现和发掘，尤其是在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上。

因此，要立足中国经验，在当下新时代意义上探寻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路径。

（摘编自张文东《传奇：中国文学对本土经验的探寻》）

材料二：

作为传奇叙事模式中极具代表性的英雄叙事，在今天对其重新审视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英雄叙事模式与英雄主义间存在裂隙。英雄叙事模式是一种个性化、戏剧化的想象性存在，而英雄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建构，指向的是崇高的理想追求与高贵的人格尊严。英雄叙事模式当然可以满足大众对英雄主义的想象性期待，并为作家预留了巨大的创造空间；但文学毕竟不能远离生活真实，艺术地还原现实生活始终是检验作品成色的重要尺度。和平年代，庸常且碎片化的生活如何把握？军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图景如何建构？英雄的价值意义怎样表达？这些瓶颈问题终究无法经由对传奇英雄的戏剧性虚构而绕过，而只能在对时代主潮的把握和对英雄叙事模式的重建中寻求突破。

在采用英雄叙事模式写英雄小说时，有的作家虽然写的是现实题材，但缺乏穿透事象直达本质的锐利目光，导致作品所关注的并非当下现实生活中最震撼人心、最带有趋向性的景观，传达的思想和观念并非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有的作家缺少对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心灵世界的生动描摹，缺少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与掘进，缺少对生命存在的体察和关照。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英雄故事，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表现内容，用新的英雄叙事模式体现中国梦的丰富内涵。

（摘编自傅强《讲好中国英雄故事》）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我国古诗词中，“东风”一词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几个方向的风。这主要是由于东风意指春风，具有美好寓意，也与我国东临大海的地埋位置和季风性气候关系密切。春回大地之时，我国中原地区一般会吹起东南风，而人们一般都会将其说成东风。因此，在汉语的文化语境中，东风基本等同于春风。

文学作品中的“东风”是拉开春天序幕的使者。散文家朱自清在《春》中这样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与春天相伴而生的“东风”，在大多数情况下带来的是生机与希望。李白“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全诗嗟叹韶华易逝，莫负春光。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化万物的春风，蕴含着朴素而又深刻的哲理。

然而，古代诗词中，“东风”所到之处并非一概意味着春和景明，其“破坏力”也不容小觑。尤其对于爱花之人，眼见一夜东风后的满地落红，感伤与无奈之情油然而生，如“东风歇，香尘满院花如雪”“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都表达了作者对“东风”的幽怨之情，同时也有对人生的感慨。更甚者，“东风”会带来一种饱受摧残的境遇。陆游对“东风”的嫌恶似乎达到了极致：“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此句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与痴情。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农时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十分重要。古人通过对包括“东风”在内的自然万物进行细致观察后，逐步总结出有规律的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生活。《礼记·月令》中就有将立春节气的十五天分为三候的描写：“一侯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这幅图画生动展现了古人浪漫的生活情致与朴素的生活智慧。

“东风”还是一味中药。东风草具有清热明目等功效。“东风”也是一种菜名。晋左思《吴都赋》中也有“东风”菜的相关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风”一词有了新的时代含义。1958年元旦创刊的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名字就取自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新闻通讯，就引用唐朝诗人李贺诗句“东方风来满眼春”作为标题。

东风，是最能勾起中国人无限想象的自然物象之一。“东风夜放花千树”里有中国人独特的浪漫情愫；：“等闲识得东风面”中有中国人朴素而深刻的哲思；“东方飞来满眼春”则标举着中国人引领风气的文化自信。

（节选自蒋坎帅、郝亚伦《如何“识得东风面”——谈谈“东风”的文化内涵》））

材料二：

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一向被认为是“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缠绵执着，对恋人的绵邈深情”。从诗面上看，这样解读并无不妥。实际上，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也是按照这种观点来诠释本诗的。然而，当我们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了解诗人写作的具体背景、倾诉对象，那我们对该诗的理解恐怕不会如此纯粹、如此情深，对诗人的态度也不仅仅是同情、叹惋，应是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许多专家学者考证，这首诗是李商隐为女道士宋华阳所写，表现了两人之间一段脱离世俗、不同寻常的恋情。其实，终唐一代，与女道士交游的文人名士不乏其人，但最终能够修成正果、终成眷属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当然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有关，与交往双方各自的身份、社会地位、文化差异有关，更与文人名士与女道士的交往心理、交往目的有关：或为求眷顾，曲意逢迎；或贪恋美色，逢场作戏；或追求时尚，满足虚荣……这种所谓的恋情本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感情基础十分脆弱，很难经得起风吹雨打。若是遭遇社会嘲讽、家人责难等种种压力，分手便是早晚的事。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与其说是一首情真意切的爱情诗，倒不如说是一首面对压力、斩断情丝的诀别诗。

“相见时难别亦难”，起句看似以“别”为切入点，描写的是一种离愁别绪。仔细琢磨，其实不然。“别”是因由，作者实质上更想表达的是他的“难”：爱情不为世俗所容，甚至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与阻挠，使得他们见面颇费周折，十分不易，这是其面临的客观困境；另一方面，从诗中隐含的意思看，这次见面后，他们似乎再无相会之期，几成永别。思念的痛苦，离别的感伤萦绕于心。这种难舍难分的惜别之情，是其主观情感上的“难”。作者强调自己面临的主客观之“难”，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相见”“分别”之“难”，亦是表明重压之下，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纠结，面临的困境与艰难的抉择。既不能挣脱种种羁绊、冲出重围与对方相爱厮守，又不忍斩断情丝、劳燕分飞。实是进退两难，无可奈何。作者希望自己的“难”，能够得到对方的理解、体谅，那么“别”亦就显得悲情、无奈而又顺乎情理。

下句“东风无力百花残”，含蓄地揭示了“难”的原因：恋情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又缺乏有力的支持，他只能选择妥协，放弃爱情。“东风”有春风之意。有评论者认为，这一句是以诗意化的语言描写他们分别的时间背景：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而自己的恋情，也如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这样理解自有其道理，但我们知道，“东风”一词是有典故的，三国时期，孙刘联军在赤壁借助“东风”之力，打败曹操。所以“东风”又譬喻某种能改变历史走向、改写人物命运的神奇力量。揆情度理，李商隐此句也是应用此意：由于缺乏“东风”之力，他们的爱情之花就只能像百花一样任其凋零了。他希望对方能够谅解他的迫不得已，宽宥他的软弱无力。面对重重压力，他孤木难支，实在无力抗争，不得不忍痛割爱，结束恋情。

（节选自李锋军《东风无力爱亦残》）

材料一：

人类的阐释自始至终都在追求真理性和澄明性，那是人类向往的阐释目标，也是阐释的理想境界。真理和澄明虽然昭示的是阐释的两个不同的层级，但都指向一个事实：阐释是面向公众的。这意味着阐释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只有坚守公共性，才能圆人类的阐释之梦。离开公共性，阐释不可能，更遑论真理性和澄明性！阐释本身有它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总体来说极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好随意确定。它可能是整个人类的规则，也可能是生活在特定区域或国家、操持不同语言、从事不同专业研究者的规则；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意义的澄明。

我们言说政治，政治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历史，历史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言说道德、伦理，道德、伦理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我们谈论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就是一个公共性问题。公共性本身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它又蕴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公共性包含着真理和谬误。真理不可能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族群都是真理，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谬误也是。当然，这种公共性是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没有永远的真理和谬误，而公共性却是永远的。公共性的存在需要公共阐释去解惑释疑，需要公共阐释去彰显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阐释维持着时代的公开、透明，维持着社会的公平、公正，维持着政治的民主、正义，维持着人类的审美判断。

（摘自李健《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材料二：

“公共阐释”也即“阐释的公共性”，是对文学阐释行为根本属性的一种界定。任何一种阐释行为，都是一种参与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公共阐释”才能让每一个个体有效并且高效地充分对话。与之相对的，则是“个体阐释”，也即阐释的个体性。它强调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都有着自己的个性、性别、民族与生活经历，对待同一问题的视角与态度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如果仅仅将两者确定为二元对立的概念，显然是将问题简单化了。一般来说，“个体阐释”中会带有“公共阐释”的烙印，每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而“公共阐释”中也会带有“个体阐释”的痕迹，如果没有个体作为基础，就不会出现阐释的具体性与交互性。面对如此棘手的“阐释循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这一进入就是一种“介入式”的阐释行为。在置身于他者之中时，个体也在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视域。这里的他者既指向个体（文学作品、个体读者），也指向整体（社会历史环境），更是要领会到“整体只是源于单个情形的范式展露”。文学阐释激活了世界、读者、作者与文本这四个时常被不同的文学理论切割破碎的要素。

文学阐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它首先面向的是文学作品，即对文学作品作出阐释主体的感受、理解与判断。在具体的文学阐释过程中，存在着以“个体阐释”为基础，并从个人走向社群再到整个人类的一种趋势。这一过程的每一次完成则意味着“个体阐释”得到了时空的检验而成为“公共阐释”。

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往往会将“公共性”与“私人性”对立起来谈，但是如果转移到文学领域，“公共性”的问题还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维度。这就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问题。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事实上，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价的工作”。从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史来看，文论研究的重点出现了一个从“文学之外”转向“文学之内”，再转向“文学之外”的过程，即我们通常所描述的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两度转向。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来，即使是“文学之内”的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及其关系，也是社会历史的再现或投射，这些均是现实生活在文学世界中的一种艺术化表达。

因此，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应该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基本点上，即在处理“文学内外”关系上，坚持“文学之外”的关系为主来统摄“文学之内”的关系，重建“隐含作者”“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理想读者”“真实读者”以及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的投射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批评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历史功能，这也正是强调“公共阐释”或“阐释的公共性”的要义之所在。

（摘自曾军、辛明尚《文学阐释的公共性及其问题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一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

夜发灵宝站

吴伯箫

东开的辎重汽车，在函谷关下被阻于弘农河窄窄的木板桥，我们便有了在灵宝车站改乘火车的机会。啊，阔别了八月的火车，睡梦里都是汽笛的鸣声呢，像对人一样，热切地想念着。

时候是初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灵宝车站，北面正对着与铁道平行奔流东去的黄河。黄河水翻滚着混浊的泥浆，忿怒似的发着汹涌汩汩的声音。天气是阴沉的，傍晚时分而看不见夕阳，风不大却遍天弥漫着黄腾腾微细的尘沙，又清冷。

在这种乡僻野站，惯于行旅的人该会记得吧？承平年月风和日丽的时候，一定是：打扫得清清楚楚，在碎砂铺就的站台上，来往踱着穿了青色制服的路警，那么干净利落，迈着匀整的脚步，皮鞋踏地发着踏踏的声音，候车人，哪怕是辞家远别呢，心里也会透上一脉轻松。车站旁边少不了摆几个小摊，吆喊着，竞赛着嗓音的嘹亮，专等那些出门大方和候车感到无聊的顾客。车尽不来，三等候车室里无妨“摆龙门”，唱二簧；一听电话的铃声响了，呜呜的叫号吹了，白天打了红绿旗子，夜里提出了红绿灯，人们这才争着买票，扛行李，向站台一哄挤去……

于今，那情形已成了梦境了。一想到“坐火车了”，你绝不会相信这段陇海路上的火车是你可以自由乘坐的唯一的火车。这站上荒凉的情形也正是中国各条铁路各个车站一般的情形：票房没有了门，没有了窗子；递票的地方是用破碎的煤油木箱拼凑起来的。候车室没有顶，整个的露着天空。屋角落里过去是安放公共坐椅和痰盂的地方吧，现在却堆满了砖块同瓦砾。指示站名的路标，只剩了“车站”两个字歪斜地挂在要倒的柱子上。站台上看不见穿着整齐的路警，也不见戴了黄箍帽的站长那样的人物。没有小摊，没有红帽子行李夫，只零零落落三几个候车人，兵、难民，在焦躁而又忧戚地徘徊着，在小声咕噜地说话。比较嚷得高声些，话也仿佛津津有味的是一位胖胖的站务司事。

站务司事，矮矮的，胖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说话时脸微微向上仰着，腰挺得很直，短短的两只手臂交握在背后，他正在回答一个旁边人的问话：

“……这不是飞机炸的，是隔河炮轰的，足足放了三百多炮。一炮打中了水塔，你瞧水塔全毁了；一炮照着候车室过来，就将这候车室的顶盖给揭去了。”

说着，一一指给你，并告诉你隔了黄河的东北方，那抹树林后边的高地就是敌人的炮兵阵地。

“这里来过飞机么？”有人问他。

“来过，可是没有下蛋。这里老百姓不怕飞机。说：‘喜虫（麻雀）满天飞，有几个把（屙）在人的头上！’大炮却不同，因为领教过了，不过慢慢的习惯了，也就不觉什么了。反正敌人放炮，咱就躲开；敌人不放了，咱就再回来。想到这边来是不容易的，黄河是天险，老百姓是血肉长城。”

“车站被轰的时候伤人没有？”又有人问。

“怎么没伤人！吓，二月十三那天是敌人第三次放炮，老李躲在水塔底下，不是炸得连尸首都找不着么？─—真惨！这碑上贴了个耳朵，那树上挂了半截腿。您不知道，这墙上一块块黑糊糊的地方就都是当初炸飞了的碎肉。

“啊！”四围听的人摇摇头，沉默着，正替牺牲了的人表示无限的哀悼与感触的时候，站务司事却又换了另一种语调说了另外一些事：

“哼，什么世道啊！我十五岁吃火车饭，现在五十五，整整四十年了，从没过过这种日子。内战打过多少，却总是前线弟兄们拼，绝不会乱杀乱砍，老百姓也跟着遭殃。谁怕过！现在世面却见大了。”

天黑了，夜幕盖下来，也刮起了凛冽的风。

唉，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人啊！为什么被那些野兽如此的践踏蹂躏？多少事实激动你，心狠，真足将牙根咬碎！无缘无故就跳了起来的事是常有的。然而那时轰炸罢了，侵占罢了，自家的铁路终还有几条可以往来畅达啊。如今，如今只剩了这陇海路的半段！

现在我踏着的是到火线去的路！

啊，灵宝车站，别了，车厢里摸索着向渑池进展。

已是夜里。车厢里真黑，什么亮都没有，仿佛连听人说话也要摸索着听似的。──刚好，有哪个部队里一位操四川口音的副官或传令兵一类的小伙子正在演说八路军呢，传奇一样，有枝有叶的。

“……我亲眼见过朱师长，脸黑黑的，穿得破布褴衫的。经常连个护兵也不带，就出来和老百姓一块儿晒太阳谈天。─—哼，从前还‘围剿’，好容易，四下里围得紧紧的，水泄不通，以为这回可跑不了啦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早已拄着小拐棍慢步逍遥地走了。从你眼前过，还抬头看了你一眼，你却不知道。”

“人家真行：说打日本，就打日本，自家人无论多大仇恨，都一笔勾销。”

“人家打仗也算凶，敌人明明知道八路在那里，飞机大炮一齐冲过去，却扑了个空；八路倒是从敌人屁股上打来了，一来就给他个全军覆没。”

“日本人说‘八路军神出鬼没’；老百姓说‘八路军满天飞’：你说厉害不厉害！”

听见了听的人们的笑声，才知道这位“八路通”已成了黑暗里半车人倾听的中心。

黑暗中希望在每个旅人的心里抬了头，自己的忧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车突突地向前冲着，虽然还是夜里，战地却在眼前开了花。血腥的敌人后方，变成了无畏者的乐园。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潞城，故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