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乡土文学影响乡村的最主要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启蒙。从鲁迅开始，疗救大众、启迪民智成为乡土书写的最主要目的。作家们书写乡村的主要方式是展示乡村的黑暗和愚昧，进而呼唤和激发其觉醒。这当中并非不包含作家们对乡村的关注和同情，但毫无疑问批判是最基本的主题，且这种批判的重心不是在现实，而是在深层的乡村伦理文化。鲁迅曾明确表达了《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作家们的创作目的是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乡村问题的根本症结在其文化伦理，所以，改变乡村的关键和根本，是以现代文明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和取代。可以说，思想启蒙引领着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主导着其基本方向。

思想启蒙之外，政治启蒙也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乡村破产的景象。茅盾等左翼作家希望以此为契机，以文学的方式来唤醒农民，呼应现实的革命潮流。这一时期，作家在创作中更多地展示乡村的现实艰难和疾苦，积极书写那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将“躁动”“变革”作为书写的核心。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王统照的《山雨》、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思想启蒙乡土文学与政治启蒙乡土文学存在一定差别。前者的重心在文化，而后者的重心在现实。前者对乡村社会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后者对乡村社会的批判是选择性的，其中也包含部分的肯定——对于已经初步觉醒的农民（主要是青年农民），以积极而正面的态度书写其精神和行为。同为政治启蒙乡土文学，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也有差异，如茅盾的《春蚕》的叙述基调沉重压抑，而叶紫的《丰收》则表现出激情和鼓动性。

当然，思想启蒙文学与政治启蒙文学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一致性。比如，在叙述姿态上，它们都是由上到下的俯视方式，作家们基本上是站在乡村之外来看待和书写乡村的。这些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意图色彩。作品中虽然有现实，但因其主要是为某一思想观念服务的，故缺乏对乡村现实真实全面的展示。另外，艺术表现方式都是现代方式，与农民的阅读接受习惯有着较大距离。这些作品虽然以启蒙为目的，但其潜在读者对象并非是乡村社会的农民，而是具有现代文化的知识分子。

启蒙乡土文学之外，另一种影响乡村社会较深的是现实介入型乡土文学，其主要特点是直接书写乡村现实运动，并试图以文学的方式影响和促进这一运动，最有代表性的是“十七年文学”（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文学）。这一时期的中国乡村正在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的生活和观念都受到影响。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观念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他们不再居于乡村之外，而是直接投入到乡村现实之中，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现实运动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深度介入乡村变革。比如，周立波、赵树理等很多作家都在现实生活中落户于乡村，真正深入到生活第一线。在思想观念上，作家们具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意图。如柳青的《创业史》就体现了与时代思想的高度契合：“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说，现实介入型乡土文学与政治启蒙乡土文学具有一致性——希望以文学来感召农民、启迪农民、呼应现实。但是，它们也有着显著的不同。现实介入型乡土文学直接深入乡村内部，全面细致地描写乡村现实运动，也较广阔地展现了乡村生活场景；叙述的主要基调不是批判，而是肯定和赞颂；以农民为潜在读者，在文学形式上更为贴近农民的阅读习惯，生活气息相当浓郁。

（摘编自贺仲明《乡土文学与乡村现代变迁》）

蜀茶法

蜀道诸司，惟茶马一台，最为富盛。茶之课利多寡，与夫民间利疚，他邦无由可知。予记《东坡集》有《送周朝议守汉州》诗云：“茶为西南病，忙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注：“二李，杞与稷也。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钩、宋文辅也。”

初，熙宁七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事。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钱三百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折绸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刘佐体量多其条画于是宗闵乃议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蜀茶尽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独行禁榷。况川峡四路所出茶货，比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于斯。且尽榷民茶随买随卖或今日买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闵作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罢去，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复极论榷茶为害，罢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复建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稷劾其疏谬，皆坐贬秩。茶场司行札子督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缴奏，以为非所当用。稷又诋其卖直钓奇，坐冲替。一岁之间，通课利及息耗至七十六万缗有奇，诏录李杞前劳而官其子。后稷死于永乐城，其代陆师闵言其治茶五年，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缗，诏赐田十顷。

凡上所书，皆见于国史。坡公所称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张之一，元钧乃吕陶，文辅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节选自洪迈《容斋三笔》卷第十四)

材料一：

2022年7月，农业农村部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计划在浙江青田举办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这将是青田承办的首个国际性会议。

2022年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提出20周年，浙江青田希望通过承办这次大会实现“十四五”期间青田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提挡升级并全方位展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

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申请成为世界首批中国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关注此唯一入选世界衣业遗产项目，勿使其失传。”稻鱼共生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这一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耕田除草、松土增肥、提供氧气、捕食害虫等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青田稻田养鱼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青田县志》曾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金秋八月，家家“尝新饭”。一碗新饭，一盘田鱼，祭祀天地，庆贺丰收，祝愿年年有余。

悠久的田鱼养殖史还孕育了灿烂的田鱼文化，青田田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派生出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青田鱼灯舞。每逢喜庆节令，青田的村民们都要进行鱼灯舞表演，青田鱼灯舞已广泛传播至海外青田籍华侨华人社区，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

（摘编自《首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拟七月举办》

材料二：

活态保护是农业遗产区别于其他遗产的最大特点，农业遗产保护的对象是经历千百年自然演变和人为选择而形成的传统作物和传统畜禽。其中的优异品种需要进行活态保护，需要年复一年地耕种牧养。农业遗产可以不断收获农牧产品，不断向市场供应优质食品。这些都是农业遗产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农业遗产需要保护的核心内容。

我国农业遗产的传统动植物种质资源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长期选育形成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水稻是我国最早驯化的粮食作物，历代传承下来的品种资源最为丰富。古籍文献记载的水稻品种超过5万种。目前已经进入国家级农业遗产名录的项目中，60%以上的都可看到水稻的身影。南方的梯田遗产都以水稻作为保护对象的主体。小米即粟，也是我国最早培育出来的粮食作物，在农业遗产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许多与北方旱作有关的遗产项目都包含粟的优良品种。

动物遗产资源主要采用活体饲养的方式保存。畜禽品种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堪称世界畜禽种类最多、品系最丰富的国家。传统品种数量最多的是猪和鸡，猪有98种，鸡有89种。其他的依次是马匹（62种）山羊（53种）、黄牛（51种）、绵羊（44种）、水牛（29种）、鸭（28种）、牦牛（12种）和骆驼（6种），这些畜禽遗产品种大多在原产地饲养。一批优质品种在市场开发和育种利用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我国在畜禽遗产方面所形成的独特资源优势与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多民族的文化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摘编自《农业遗产的种质资源价值》）

材料三：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轮种套种、保墒防旱、稻田养鱼、生物灭虫、桑基鱼塘等传统农耕技术使农田能做到常用常新，确保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闯入，特别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催熟剂等西方工业产品技术一系列问题已频频出现。我们并非不加选择的排斥一切现代工业给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影响，但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我们真的有必要对现代工业文明给当下农业带来的上述后果进行必要的反思。否则，当下农业很可能就会像是一个吸食了毒品的瘾君子，表面上看精神抖擞，但实际上病入膏肓，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今天我们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项工作，将祖先所创造出来的传统农业文明以活态形式传承下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

（摘编自《为何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的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将生态文明融入社会实践的决心，其价值不仅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更体现在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

文化价值的主体是社会成员，其客体是价值主体所需要的对象。文化价值表现为主客体间的复杂关系，即主体的价值观、人格结构和行为模式与客体的文化时间、空间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美丽中国建设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价值、文化选择价值、文化创新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四个方面。

美丽中国建设是对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庄子·山木》中讲到：“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天与人一也。”《荀子·天论》也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有了深刻认识。“天人合一”“道生万物”“道法自然”“天地人和”等哲学思想反映了古人的自然整体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主体的人应当遵守自然规律和法则，其价值观、人格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应有利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构建，例如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创造性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自然生态观”“绿色发展观”和“生态民本观”等，都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并运用传统生态观，超越了传统生态智慧，并将理念形式存在转变为现实路径。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开幕词中引用了唐代杜甫的“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和陆贽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诗句，这两处用典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美丽中国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坚定选择。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然和社会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内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绿色发展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然、社会共同发展”的生态观，体现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客观规律，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

美丽中国建设中体现的文化价值在于文化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绿色发展观”“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福祉观、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视野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文化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体现的绿色循环发展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深化。

美丽中国建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容，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中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并将“生态优先”作为执政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党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表明了中国态度，落实了中国举措，展现了大国担当，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体现了生态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效用。

美丽中国建设还体现了文化传播价值。2018年，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埃里克·索尔海姆考察浙江时高度赞扬了中国践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说道：“我们希望把这些经验带给世界各国，并以此来激励各国改善生态环境。”

（摘编自吴俊平《美丽中国建设的文化价值》）

材料一：

“十四五”规划全文发布，要求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日前的中央财经会议指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会议强调，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

（摘编自王一鸣《抢抓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机遇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材料二：

材料三：

广玻实业是一家玻璃深加工及原片批发企业，年产钢化玻璃超80万平方米，能源消耗量较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工厂使用的是煤炭炉烧制玻璃，不仅产品合格率低，工厂环境也是脏乱差，自从使用电加热钢化炉以后，工厂环境好了，效益也上去了。

为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落实节能减排，梅州大力推进电替代煤、电替代油、电替代气等项目，主要设备有电窑炉、电锅炉、热泵、电磁厨房、电动汽车、电蓄冷空调等，2020年以来已实施电能替代项目254个，替代电量达2.68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2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减少8000吨二氧化硫排放。

（摘编自李卓思、钟庆东《瞄准“碳达峰、碳中和”梅州254个电能替代项目减碳26万吨》）

材料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需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先行产业，受资源禀赋的影响，煤电在我国的能源应用和电力生产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发电量占比仍在60％以上。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我国规划建设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长期来看，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将成为主力电源，预计到2030年风电光伏发电量占比提升至30％左右。

风电光伏的发展已经具有经济性，新能源的开发将带来持续投资。结合过去两年竞价/平价项目的情况，国内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0.2-0.45元之间，与燃煤发电价格相比具有竞争力，考虑风电光伏还有继续降低成本的空间，经济性上竞争力还将继续加强。尽管水电核电的发展也符合清洁能源和经济性要求，但开发条件较为苛刻。从规模上来看，风电光伏的开发潜力和增量都将远大于水电核电，将成为拉动电源侧投资的主要力量。从投资方来看，新能源电站的开发也将由大型电力企业主导，这些企业一直以来都以债权融资为主，是银行长期重点合作客户。

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还将带动电网和储能的持续投入。尽管风电光伏经济性方面的障碍已基本解决，但发电特性上，间歇式高波动的特点仍然突出。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提升，电力系统的平衡难度剧增。我国由于资源的地域分布情况，还同时存在发用电空间上的错配。为了实现新能源的消纳，电网需要系统性的升级，既包括硬件设备的匹配，也涉及结合物联网进行数字通信能力的提升，以及从业态上来看，电力行业市场化的改革。面向中长期，新型电力系统中必须配套储能资源以提升系统灵活性，以锂电为代表的电化学储能模式是最适合作为调节电源的，当前得益于动力电池的大规模发展，锂电池有望在未来五年继续降低成本，同时探索出经济性的储能应用模式，从而实现大规模高增长的突破式发展。

（摘编自龙云露、杨荣成《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寻找确定性高成长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