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作为我国传统壁画艺术的瑰宝和精髓，对色彩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对线条有着那个时代的理解。敦煌壁画是我国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壁画，我们从敦煌壁画的载体来看，敦煌的石窟建筑是敦煌壁画的载体，而敦煌雕塑是敦煌佛窟的主体。敦煌的壁画对于敦煌的建筑，起到的是一种美化或者是装饰的效果，它对于敦煌的雕塑，也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但是敦煌莫高窟中的主体雕塑，并不能体现出当时文化的进步以及经济的繁荣等内在的内容，所以只能够通过敦煌的壁画来体现。由此观之，在敦煌的佛窟里面，壁画所处的位置虽然不是主体的位置，但是它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敦煌莫高窟从最初开发到最终的形成经历了好几个朝代，而各个朝代的绘画风格和颜色基调又各有不同，所以在壁画的色彩和表现力上也有所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各个朝代的特点。敦煌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不仅有历史文化风貌，还有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

北魏出现的壁画属于敦煌壁画创作初期的作品，所以壁画在表现形式和基本色调上体现出北魏时期色彩的变化，浓重而又富有变化。绘画的画家们首先用红土粗略地在墙壁上起稿，之后再用黑色的线描一遍。画面壮美、宏大，人物采用了龟兹风的渲染手法，类似于西方绘画。后来到北周，壁画一般都绘在经过处理的白色背景区域，使得色彩更加突出，画面更加美观。

再到隋唐过渡时期，敦煌壁画继续创新，这个时期的壁画在创作和表现形式上既承接了上一代的特点，又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壁画高雅富丽，更加注重色彩的协调和搭配。这个时期的壁画创作，在绘画手法上以平涂为主，绘画出主体后再加以修改，色调以绿、青、红为主色调。到唐朝，壁画更加注重色彩和线条的结合，在色彩的作用上，也更加具有创造力，不再以单元色为主，出现了许多的复合颜色。其中盛唐时期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色彩典雅绚丽，浓厚而不失庄重，线条飘逸又能清晰表现主旨，内容富有想象力又符合逻辑。红色的廊柱，青绿色的琉璃瓦搭配和谐，错落有致，而人物的衣着服饰多用间色，朴素淡雅。这个时期的壁画水平也达到了敦煌壁画的巅峰。

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使得民族逐渐融合，中土的绘画风格和西域的绘画特点有了较多的融合，色彩也逐渐变为次要地位，壁画以表现内容为主。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局动荡、艺术革新、朝代变迁、民族交融和文化的交流，使得敦煌壁画在绘画风格上结合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在色彩上更加趋向于暖色、温和的色调，同时壁画更加注重其内容，降低了颜色在壁画中的地位。还有部分年代的因素，和化学本身的效果，使得壁画随着时间的变化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摘编自郑宇翔《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2018年第04期《文物世界》）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在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中，曾长期存在“中原中心论”，研究者把关注的重心完全放在中原地区，认为似乎只有中原才有文明。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更像是“满天星斗”“群星璀璨”。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四大板块之间密切的互动，构成早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文化生态框架。

东南板块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中国拥有华北的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起源区，事实上，在华南地区还发展了园圃农业。东北地区依赖水生资源，发展出来一种定居的狩猎采集经济，又称为“渔猎新石器文化”。尽管东南板块的各个区域农业开始早晚并不相同，农业形态也各有差异，但普遍具有较高的定居性，这是东南板块各个区域显著的共性。

西北板块以草原、荒漠、高原等地形为主，这里的初级生产力水平较低，动物群流动性大。有了马牛羊等物种后，人类稳定利用草原地带成为可能，随后在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游牧政权。由于游牧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一方面需要与农耕群体进行贸易交换，另一方面游牧群体利用骑射的优势常常劫掠，交换与战争构成了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互动的主要方式。

西北板块与东南板块的互动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带板块实现的，这个地区堪称中国文明演进的“枢纽”。生态交错带同时具有两个生态区的资源，相比于单个生态区的资源种类更丰富，但是由于它处在两个生态区的交界地带，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个交界地带的位置频繁迁移，因此，其资源供给具有不稳定性。生活在这个地带的早期人群，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文化适应方式。这一调整不仅包括生计方式的改变，还包括人群的频繁流动。这一特征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人们在狩猎采集与农业之间徘徊。

相比其他三个板块，海洋板块更少受到重视。有研究表明，早期这个区域是以渔猎为生的复杂狩猎采集者的社会。随着冰期的结束，这些复杂的狩猎采集者向内陆地区迁徙。一方面这会带来人口密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他们会把社会复杂性带到内陆地区，使社会竞争加剧，农业起源因此加速。农业是文明的基石，更进一步说，海洋板块也参与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都被视作农耕文明，与海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文化生态系统成熟后，农耕文化开始扩散。北方地区庙底沟文化的扩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范围。南方地区发生了规模更加宏大的文化扩散，稻作农业与家畜饲养经济先传播到台湾，然后经由菲律宾扩散到大洋洲地区，向西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这就是著名的南岛语族扩散事件。海洋对早期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海洋板块也是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我们日益认清早期中国文明宏大的格局，其多元一体、开放包容并不限于若干个文明起源中心，而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将历久弥新，取得更大的发展。

（摘编自陈胜前《从四大板块看史前中国文明的演进与互动》）

①用外科手术的技术处置不正常的大脑，对于医学界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精神外科的本意，即是通过外科手段改变人的不正常的精神活动和行为表现。

②早期使用的手术方法是大脑白质切除。1935年，葡萄牙精神病学家Moniz和神经外科医师Lima合作，施行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手术，从而开创了精神外科学，并将该手术命名为Moniz—Lima手术。这种手术令病人变得温顺，冲动攻击行为明显减少，但也给部分患者遗留下不可逆的器质性精神障碍，如记忆力、智力下降和人格缺陷等。到20世纪50年代初，脑白质切除术几乎完全被废弃。

③1947年，脑立体定向技术应用于临床治疗并成功，使得神经外科手术的精确性大为提高，70年代的调查研究显示，半数精神疾病患者疗效明显，现代精神外科在精神疾病治疗中的地位因此得以重获肯定。因为脑立体定向技术令神经外科手术败损的脑组织直径仅0.5厘米左右，病人可以在不开颅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此术后不良反应大大减小。随之而进一步发展的X光刀、y刀，则帮助病人把痛苦和副作用降得越来越低。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些医生试图采取切除、射频、冷冻等手段，去除人脑中不正常的意识。专家们认为精神外科是医学界的重要发展方向。

④但是，医生们不得不承认，人脑对于当代医学来说还是一个太复杂的人体器官。精神疾病的生理机制仍在探索，精神外科实际上仍缺乏真正的理论基础，这往往是引起对精神外科的争议的重要原因。像面对很多疑难医学问题一样，人类正在一边研究人脑，一边改动人脑。神经外科手术被用于癫痫，去掉那扭曲的病痛。还用于一些种类的精神疾病，去除执念，去除妄想。很难想象，人类会在短时期内为不同的精神症状、不同的患者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更难想象，为一些文艺界的著名精神病患者实施神经外科手术——我们应该给蒙克、凡·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之类的人物开颅吗？

⑤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任何用于规范治疗精神疾病的神经外科手术的法律。这一空白产生的原因是，包括专业医生在内的人们对此类手术的原理知之甚少，而实际操作的例子也相当罕见。总的来说，人们还是把它当作是有危险的、潜力巨大的，将来时的医学手段。

（有删改）

中国画高度重视“传神”，传统画论对此多有论述。在主题性创作中，要激发中国画的创造活力、时代活力，表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就要激活中国画“以形写神”的艺术传统。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有言：“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这是对“以形写神”的创作方式进行的精彩又高度概括的总结。这种“胸有成竹”的创作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艺术特色——捕捉物象的神韵；默记物象的音容特点；快速落笔，留住稍纵即逝的物象姿态和艺术感受。所画作品既能形似，亦复传神，对于时代精神、中国精神的艺术表达，无疑具有显著优势。

能够传世的作品必传神。真正传神的作品，既是艺术写真，更是时代写照。只有在时代生活中“抓活鱼”，艺术才能拥有“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生动与鲜活。从时代、人民对主题性艺术创作的要求，思考“以形写神”在中国画史中的重要性，可以获得更深刻的体会。

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要想将物象刻画得新鲜而富有活力，画家必须合理运用与主题精神相谐适的表现手法，这既是时代精品的创作要求，也是审美意境的重要评价标准。从中国画的特性和发展脉络来看，中国画的生动性主要并不来源于逼真的写实效果，更多来自画家对于现实生活、大自然及其内部规律的悉心观察与感悟，以及对外界形象的主观意泉化艺术处理与塑造。“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下，画家更应当深入火热的社会实践，用心体验，对新时代涌现的新题材和与之相应的艺术语言进行反复锤炼。

在这个反复锤炼的过程中，素材的搜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艺术升华尤为重要。要想抓到“活鱼”，艺术家首先要以充盈的情感与澄澈的心灵，去捕捉生活中的闪光点，增强内心对表现对象的充分认识，并将这种真实的情感带入创作过程，对画面内容进行意象化的观察和剪裁：对艺术形象重要的特征进行必要的强化，对不需要表现的东西有意识弱化甚至不画，从而充分凸显艺术感受。从本质而言，中国画创作者对于形象的把握，是对绘画整体思考后的主观表达。如果画家在创作时无选择、无情感投入地照抄物象，即使能在技法上做到无比细腻，也会失去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体验，堕入机械描摹与制作的泥潭。这种作品可能极为逼真，但必然少了鲜活和灵动的艺术气质，难以打动人，更不能带给人美的享受和思想启迪。因此，“逼真”并非中国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正如齐白石所言，绘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中国画的至高境界，也是艺术精品与平庸之作的本质区别。

要想获得“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艺术效果，主题性创作还必须远离程式化。画家创作时若拘泥于成法的制作，则有程式化的嫌疑。程式化创作很容易让画家失去创造力——艺术独创的过程总是艰辛的，肯定不如以驾轻就熟的艺术形式完成创作那么轻松，因此，在注重传承关系的中国书画领域，缺乏真切艺术感受的程式化创作容易成为一种惯性。在技法娴熟和已有的观念基础上，中国画创作者要勇于摒弃习惯性的创作图式，保持艺术敏感度，将生活中感动心灵的瞬间完整记录下来，让内容与形式妥帖融合，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契合、刻记属于这个时代的视觉印象和审美情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7日，有删改）

材料一：

2017年7月27日，中国电信率先宣布自2017年9月1日起取消国内长途费和漫游费，随后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也先后响应，这意味着，三大运营商正积极贯彻国务院提出的“提速降费”的要求。

长途漫游费起源于模拟时代的“高端商旅服务”。手机刚面世时，没有数字蜂窝网络，老式的模拟机信号很差，超出了当地基站的信号范围就用不了了，各地的模拟手机网只能供当地的“大哥大”使用。如果你去外地还想用原归属地的手机卡，那么首先你要打电话给运营商去“申请漫游”，告诉他们你要到外地。手机号归属地就通知外地，这个号码是我们的合法用户，明天它接你们网络，请允许接入并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沟通、调试环节。当你在外地打电话时，占用了外地的频段资源，归属地的运营商自然会收取你更高的话费，把多收的分给外地的运营商，这就是“漫游费”！到数字2G时代末期，GSM网络不存在分省注册的问题了，但各省移动基站建设、维护还是各自为政，外地的手机用户来当地，占用了当地的网络频段，当然要为当地的网络建设和维护掏钱；另外，各地运营商的网络建设投入、运营成本存在高低差异，同时，只能在本地使用的超低资费套餐也同样存在。所以，为防止各地通信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收取漫游费，依然是有道理的。

（有删改）

材料二：

随着通信技术的升级，国内漫游业务成本几乎为零，但利润可观，2012年中国的移动漫游费收入累计达到718.5亿元，占通信收入的8%—10%。运营商们很长时间不愿放弃由此带来的收益。

2015年10月，欧盟决定将于2017年6月取消成员国之间的漫游费，这一举动引发了我国关于“取消漫游费”的讨论。受经济建设“多城联合”的推动，国内部分地区小规模试行了取消漫游费：2013年，广西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四市通信资费同城化；2015年，云南取消昆明、曲靖、玉溪、楚雄之间的长途通话费、漫游费，京津冀也首次实现了跨省取消漫游费。

另外，随着基站密度逐渐增大，人们对新建基站的需求也就不再迫切，同时，国内出现了统合三大运营商基站资源的“第四势力”——铁塔公司

（有删改）

材料三：

2016年，我国手机用户已超过13.2亿，不同年份，用户手机资费支出情况明显不同。下面是通信运营业统计的信息：

（有删改）

材料四：

目前4G套餐用户已基本没有漫游费，此次取消漫游费主要针对超过4亿的2C、3G用户。资费计算简化、套餐简化，对用户、运营商都有好处。但随着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现在人们对流量的需求早已多于通话，用户对运营商取消本地流量和全国流量的区别、手机流量价格下降的渴望愈发迫切。

漫游费和长途费的取消，象征着通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运营商而言，应以此为契机摆脱那种依靠收取漫游费、长途费等“躺着赚钱"的经营模式；对于整个通信业来说，则要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通信成本，提升宽带速度，为“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社会发展夯实基础，建好“信息高速路”。因此，取消漫游费和长途费，与其说是一种结束，不如说是另种开始。

（有删改）

《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部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作品，离不开切磋琢磨的细功夫。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柳青在皇甫村扎根14年，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才创作出鸿篇巨制《创业史》；京剧大师李少春每次演出前吊嗓子时，都要仔细把剧场每一个座位走一遍看一遍，心里要知道每一个观众在怎样的角度看他、能不能看明白听清楚；焦莉隐先生20世纪50年代导演《龙须沟》，带着全组演员观察生活近一年……古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工匠精神”，往往意味着吃苦的决心、刻苦的努カ、艰苦的付出，和不苦尽不轻易甘来的过程。岁月是一张滤网，是成为经典还是流于泛泛，观众最终会给出准确的选择。

我们怀念过往经典，其实是在怀念那份做事、做人的匠心。这种匠心，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我们身边又何尝没有。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的正是一群用一辈子时间修复文物的普通人，在脆弱而又珍贵的文物画前，他们用静心、细心、耐心日复一日地描画、纺织、修补、临摹，让人们看到工匠精神对守护传统文化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被此深深打动?这些普通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工作专注倾心，对细节追求完美，对技艺不断磨砺。也许没有鲜花和掌声，但这样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品质，让他们身上散发着光芒。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坚定踏实、严谨、专注、坚持、敬业、精益求精……如果人人都能将这样的品质在内心沉淀，有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初劲，有对工作只管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郝思斯《“工匠精神”何以动人》)

伴随重大社会历史转型的空间意识对文学艺术创作会产生深广的影响，生存空间的转接必然给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带来新的体验形式和表现样态。

在原始社会，幻想空间构成文化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当时，人的实践改造能力低下，自然对人来说是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人类只能依靠神话的幻想未解释世界，从而在文化中创造神话的幻想空间。幻想空间的艺术创造，表达了人类试图征服空间、改造空间的强烈愿望。

在农耕时代，土地空间的人工开拓和种植使人类可以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安居乐业，宁静的大地与乡村成为人最主要的空间生存形式，对自然空间的感受、认识和驾驭，成为文化空间的重要内容。前现代的古典空间意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观念之上，古典作家在有限的、宁静的、非流动的自然空间场域中生存活动，他们的空间观念与自然大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具有浓厚的自然乡土气息。以自然空间体验为基础，人类建构起“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理念及“情景合一”"的文化诗学。因此，以山水田园诗为代表的艺术样式在古典时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

现代以来，人类的空间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延拓展。人类凭借工业技术力量使主体征服改造空间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自然空间作为被主体征服的对象，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主体力量的增强确立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形成了空间主体化的主体空间体验形式。在空间主体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超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文学艺术关注的最主要内容，艺术的叙事样态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空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城市化空间带给人新型的都市生存经验，由此形成全球空间、都市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等众多现代性空间意识，这些空间意识渗入浸润着艺术家的主体审美经验及艺术创作理念，使文学艺术获得一种现代的书写视角及多样的艺术形式。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科技的空间技术应用，使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当代空间形态及文化形态。后工业信息时代的空间技术化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媒介化，媒介空间、虚拟空间成为人类感知空间的基本形式。媒介空间的生存形式打破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的界限，文学艺术的空间形式演化嬗变为虚拟变形的后现代景观。

（摘编自谢纳《空间美学兴起的当代文化意蕴》）

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诟病的文化传统。宋代理学家们提倡的“节孝”观念，其实并不是他们首创的。至少从汉代以来，国家政府都曾经对社会上的节孝行为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到了宋代，一方面，政府基本上延续了历代政府对旌表节孝的重视；另一方面，理学家们为强调士大夫应注重气节的道德标准，对“节孝”观也做出了更明确的表述。然而直至宋元时期，国家政府对于旌表节孝的行为，更多的是停留在倡导个案“典型”的层面上。有学者把明代以前到明代的旌表贞节行为的演变过程，形象地描述为“由典范到规范”。典范是由倡导所致的，而成为规范则必须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化设计来加以保障和推行。明代在固定的审核标准下，对来自全国各地大量的旌表案件，予以定期、集体和分类处理，从而形成了明代旌表节孝的制度化、规律化和等级化，乃至演变至激烈化的特质。

与这种制度政策相伴而行的是以朱熹为核心的理学成为明代政府所认可、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范本，这就促使明朝的许多士大夫从理学的角度来诠释和欣赏政府的旌表节孝制度。这样，明政府所推崇的节孝行为，就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政策，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道德的教化行为。在制度与教化的双重作用下，明清时期的节孝行为，越来越出现违反人性的激烈化特质。《儒林外史》中所描述的父亲眼看着女儿自尽殉夫并大赞“死得好”的故事，在明清两代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在朱熹悟道、传道的福建地区，清代竟有胁迫寡妇殉节的风气。

“孝道”本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经过明清时期的制度化推进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泛政治化的极端道路。在上层统治者眼里，孝道的体现就是臣下的“死忠”，所谓“以孝治天下”，实际上就是令天下服从一尊。就一般士庶之家而言，争取“孝行”的褒奖可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正因如此，为博得孝名而导致明清时期惨无人道的“割股疗亲”行为盛行，显然也是政府对于“节孝”制度化与教化灌输的后果。

宋代理学所倡导的“节孝”，更多的是强调士人自身的道德气节与行为准则，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专制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之后，传统的“节孝”观被引入激烈化的歧途。特别是随着明清时期皇权专制体制的强化和官僚阶层奴庸化的加剧，朱子及理学家们所提倡的勇于坚持士人气节的义理观，基本上成了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某些部分被强调而形成制度化的诸如“贞节”“孝道”等观念，则根据统治者的需求而经过了新的改造和诠释。正因如此，对宋代朱子及其他理学家们所倡导的“义理”“气节”等命题所蕴含的道德价值，我们应重视并加以继承。

（摘编自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有着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单纯对人类未来发展提出了理想蓝图，还从现实可行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人类和谐发展的具体路径、方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首先，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抨击和批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强调各国之间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更突出国家间、制度间、文明间的共生共赢。因为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变化，马克思所处时代各国之间的联系远没有当今时代那样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世界各国早已是一个整体，各国间求合作才是求发展的长远之计。“人类命运共同体”比“真正的共同体”更加具有时代性、现实性、科学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从单一向度即共同体形态变迁向度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强调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继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从伙伴关系、国家政治、国家安全、国家发展、民族文明等多向度出发，以平等自由为基础，强调不同国家、民族要加强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了“真正的共同体”新的时代价值。

随着中国实力蒸蒸日上，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声音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更有甚者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把世界各国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民族的质疑、敌视的有力回答，也是我国新时代新型外交观的表达，还显示出了中国特有的大国气派、风采。中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兼顾着其他国家的利益，实现了双边、多边共赢，这与西方诸国的处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中华“和”文化的理念内核，将“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和合观、“协和万邦”的整体观带出国门，走向世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

当前，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各国联系已变得密不可分。不同于西方主导的旧的国际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构建全人类“共赢共享”的国际普遍交往新范式。大多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从过程来看惯用的是博弈思维方式，即在世界这个博弈大舞台中各方参与国各自追求的利益具有冲突性；从结果来看，主张的是“零和博弈”的思维范式，即在世界总资源不变的前提下，强者有得，弱者有失，故各国应当有所争端、冲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和平、合理地处理国际事务：在过程中，各方参与者互相沟通、交流、合作，不再是简单的竞争、冲突；在结果上，实现各方参与者“共赢”，促进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加，即“共赢共享”的思维范式“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

（选自《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价值》）

①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三国时期的“名巧”马钧虽不善言辞，却心灵手巧，擅长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宋代的韩公廉成为将工匠传统与天算知识结合的工程师。明朝的宋应星，没能考中进士，却撰写出《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本人也被后人视为科学家。

②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作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节选自张柏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材料一：

日前，教育部公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严格落实小学“零起点”教学，努力规范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行为，为幼儿健康快乐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长期以来，一些幼儿园抢先实行“小学化”教育，更有甚者推出“幼升小”应试强化补课班。不愿看到自家孩子落后的家长们纷纷给孩子报名。这种“小学化”的幼儿教育，违背了儿童的成长规律，加重了孩子的学习负担，甚至会引起孩子的厌学情绪，无异于揠苗助长。

要避免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需要职能部门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管理。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幼儿园质量评估体系，避免幼儿园“小学化”；另一方面，切实把“幼小衔接”工作做好，引导小学严格按“零起点”教授拼音、数学，绝不允许“抢跑”，更不能把责任丢给家长。

对于广大家长而言，也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认识到“去小学化”不仅有利于孩子接受素质教育，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总之，只有拿出有力的监管行动，对“提前学”坚决说不，才能真正实现幼儿园“去小学化”。否则，只要社会有需求，幼儿园的“小学化”乱象就难以禁绝。

（摘编自吴学安《幼儿园“去小学化”要出实招》，《经济日报》2018年9月5日）

材料二：

幼儿园“小学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调查结果显示，81.1%的受访者表示周围幼儿园“小学化”现象严重，91.4%的受访者发现很多幼儿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有“抢跑”的心理。

所谓的“抢跑”优势，其实并不存在。从孩子发育与成长的规律而言，有些知识不需要过早学，“抢跑”不仅没用，还会影响其他能力的发展。如过早识字可能影响孩子想象力的发展，过早学习知识可能影响孩子右脑的发育，而左右脑平衡发育才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谁都知道，为何家长们还会对这种超前培训趋之若鹜呢？

“像公立幼儿园什么都不教，学得简单，那之后上小学怎么办。有些重点小学是要提前面试的，面试都很难。”一位妈妈的无奈之语，道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彻底解决幼儿园“小学化”的问题，有赖于科学教育理念的回归、幼儿园师资水平的提升以及进一步完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

（摘编自胡欣红《幼儿园“小学化”，拔苗助长要不得》，《燕赵都市报》2018年9月8日）

材料三：

幼儿园“小学化”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5%的受访者认为幼儿园“小学化”违背孩子成长和教育规律，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51.8%的受访者认为这会限制幼儿想象力，影响其全面发展，50.1%的受访者认为这会扼杀幼儿的学习兴趣，可能导致孩子产生厌学情绪，47.5%的受访者认为这会让孩子无法享受童真时光，抹杀幼儿天性，40.4%的受访者认为这会让家长攀比、“抢跑”的心理愈演愈烈，26.6%的受访者认为这会造成幼儿入小学时成绩相差悬殊，不便开展教学，16.4%的受访者认为这会导致不合规、不合法的学前教育机构的泛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近年来“三年级现象”不断引起关注。该现象是指，在幼儿园阶段学了一些小学知识、进小学时测试分数很高的孩子，到三年级成绩开始下滑；而另外一部分在幼儿园游戏玩得很充分、各方面发展很充分的孩子，到了三年级，成绩开始超过一年级时表现更亮眼的孩子。

（摘编自杜园春 顾凌文《幼儿园“小学化”会带来什么》，《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