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辽朝的《鲜演大师墓碑》有“大辽中国”的说法。《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称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的祖先为轩辕黄帝八世孙虞舜后裔。《辽史·世表》则认定“辽之先，出自炎帝。”辽人自称“北朝”，称北宋为“南朝”，并认为“南朝”“北朝”是一家。西夏李元昊立国后遣使向宋上表时，自称祖先为北魏拓跋氏，而北魏的拓跋鲜卑自称为黄帝次子“昌意少子”之后。西夏“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朝）”，宋为南朝，认为辽宋夏当共奉“中国”之号。
(1)依据材料一、概括辽夏政权的共同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材料二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开发边疆地区一览表（部分）
| 少数民族名称 | 开发地区 |
| 百越 | 岭南、东南沿海地区和山区 |
| 巴、蜀、蛮、僚、俚 | 西南 |
| 肃慎、东胡、鲜卑、乌桓（丸）、靺鞨、高句丽、奚、契丹、女真、满等 | 东北 |
| 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 | 北方、西北 |
| 羌、吐谷浑、吐蕃（藏）等 | 青藏高原 |
| 高山族（台湾“原住民”） | 台湾岛 |
材料三 战国时，赵武灵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即取消兵车，改为骑兵，同时改穿紧身窄袖、便于作战的“胡服”。自秦汉以来，历代都在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一般都包括沿用部分既定制度。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就根据蒙古长期形成的习俗，建立了盟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游牧民族聚居区的行政管理难题。
(2)依据材料二、三、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材料一 中国科学教育发展简表
| 1 | 1867年，江南制造局办机器学堂，讲授物理、化学等课程。此后，格致书院（1876）、中西书院（1881）等新式学校皆设理化等课程，进行科学教育。 |
| 2 | 1904年“癸卯学制”把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地学等列为教学科目。 |
| 3 | 新文化运动中，学者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训练科学方法，“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结合，成为科学教育思潮。 |
| 4 | 1923年的初中课程中，科学课程占到必修课的40.2%；普通高中课程中文科的科学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23.1%，而理科则高达44.2%。 |
| 5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不超过500人，专门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 |
| 6 | 1958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组成。“向科学进军”激励了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发展。 |
| 7 | 1963年，毛泽东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
| 8 |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号召“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 |
| 9 | 1994年独立科研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大中型企业技术研发机构分别达到5860个、3000个和11656个。1994年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达1865.9万人，是1978年的4.3倍。 |
| 10 | 1995年国家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 11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提升，2020年已经达到60.2%。 |
| 12 | 2016年，习近平回信鼓励八一学校学生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2023年，习近平勉励育英学校学生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 |
| 13 | 2019年专业技术人员增至7839.8万人，是1994年的4.2倍，是1978年的18倍。 |
| 14 |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包括：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筝。 |
——指编自上官云《中国科技实力逐步增强》等
材料二 1991—2021年中国专利授权数量（单位：万件）
——据《辉煌70年》和《十年伟大飞跃》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划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发展的阶段并概括阶段特点。谈谈你对当今“科技人才”与“创新型国家”关系的认识。材料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1936年首次发现，201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古城概况 古城距今5300—4300年，由宫城、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有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的考古遗迹；外城约630万平方米。 | 墓葬玉器 城内外祭坛上权贵们的墓地里，随葬着数十件至数百件数量不等制作精美的玉器，包括祭祀神灵用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这和其他随葬品较少的普通墓葬对比鲜明。 | 水利工程 古城外围延绵20余千米的水利系统,影响面积达100平方千米，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
材料二 杭州见于记载始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称钱唐。秦汉六朝八百年间它只是普通小县。隋完成统一后，改置州于余杭(杭州之名始此，即得名于州治余杭)，就浦西凤凰山麓之地，肇建新城。至此，杭州具有了“水居江海之会、陆介两浙之间”适宜于都市发展的优势。后经历任良吏修筑海塘、屯田筑堤、开筑六井、治理西湖等，杭州得以持续发展。唐昭宗时，杭州“东眄(望、看)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唐末五代干戈扰攘，在吴越钱氏经营下，两浙并为一个政区，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北宋时有“东南第一州”之誉。高宗定都临安，杭州更进一步而成为南宋全国第一州。
材料三 杭州是明代四大图书聚散地之一。图书市场上除了本地刻书外，还有私人藏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刻书的书坊众多，注重刻印质量。图书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及其注释或解读；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化”，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八股文范本的选编，甚至“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经商指南类图书，如《陶朱公致富奇书》《士商要览》(亦题作“天下水陆程图”)等。
(1)依据材料一，概括良渚古城遗址的特点，简述良渚古城考古发现的意义。(2)阅读材料二，分析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州”的重要因素。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说明明代杭州出版业反映出的社会状况。
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在新政上谕中说“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
参照各国通例，1903年《重订铁路简明章程》24条颁行，1904年《商标注册暂拟章程》《商会简明章程》《矿务章程》《钦定大清商律》颁行。《钦定大清商律》分为《商人通例》《公司律》两部分，《商人通例》规定了商人、商号、商业帐簿以及妇女经商等，《公司律》则规定了公司的设立、种类、组织、权利义务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商法典，《钦定大清商律》颁行后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直到北京政府颁布新的《商人通例》和《公司律》后才告废止。
——摘编自代巧丽《论晚清经济立法》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阐释晚清时期的经济立法。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经济立法工作走上快车道。继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之后，80、90年代经济立法成就（部分）如下：
年代 | 重要事件 |
1981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 |
198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颁布 |
1985 |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颁布 |
198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颁布 |
199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颁布 |
1995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颁布 |
199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颁布 |
1998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颁布 |
1999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颁布 |
材料一 东晋谢灵运承袭祖父的爵位——康乐县公，在会稽经营家族庄园。他在《山居赋》中记载，“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蔚蔚丰秫，苾苾香粳（稻米）”“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可做到“供粒食与浆饮”。庄园中由佃客（依附民）为之生产蚕桑麻纻，甚至还提到“六月采蜜”“亦酝山清”（酿酒）。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宋代，“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并“招募浮客（佃户），分耕其中”。政府规定“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一些田庄设存放借贷佃户财物的解库，“佃户乏时，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秀州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等
(1)依据材料一概括谢氏庄园的特点。(2)阅读材料二、提取信息，结合所学，分析宋代庄园发展折射出的时代特征。
材料 陈翰笙（1897—2004）在苏联担任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期间，曾与苏联、匈牙利等国经济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论辩。这些外国学者机械使用马列理论，否认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中国农村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陈翰笙与其进行了激烈争论，但缺乏有力的辩驳证据，遂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回国之后，为了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陈翰笙组织一批学者先后在营口、大连、长春、无锡、保定及广东岭南等地展开农村调查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农村派”。
中国农村派认为：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性生产方式是并存的，但封建残余占优势；中国农民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生产，而是贫困导致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未占优势，半封建的小农经营仍是农业经营的支配形态，阻碍着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半封建性有维持作用。
——摘编自李金铮《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农村派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对中国农村派的活动及主张进行阐释。
材料 明朝景泰年间吏部尚书王懊在《临清州治记》中记述：“元，始创开会通河，出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国朝迁都北平。永乐辛卵(1411年)复加疏凿。正统已巳(1449年)筑城浚濠。……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
明成祖时开始在此开设钞关征收商税(钞关是中央设在地方上的直辖机构，由中央或地方派驻官员进行管理，并加强军事防卫)。临清钞关收税银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
临清仓储南方诸省之漕，供给易州、紫荆军需。宣德年间，临清仓有大仓、小仓、水次仓，居运河线上五仓之首，通过临清转输漕粮多达七百万石。北方毛皮，南方的茶叶、布绸、瓷器等，西方的皮货商品，皆通过运河运到临清，然后再贩运到其它地区。临清当地有土特产如棉花、麦、豆等农副产品，吸引徽商来此。此地绸布业以江浙商人为主经营，茶叶业以晋商为主经营。
(2)依据材料，概括明清时期临清商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 汉武帝时期“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即玉门关、阳关)焉”。玉门关坐落在地势较高的疏勒河南岸高地上，登城举目，四野无垠。彼时疏勒河水水势浩大向西流入罗布泊，沿河流形成了一条东西交通的道路，东达敦煌，西通楼兰。凡是西汉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诸国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出入；而一般西汉使节出使西域或西域使者进入西汉则经过阳关。西汉时期四郡两关都处于河西走廊的绿洲之中，适宜屯垦生产。 ——整理自魏迎春、郑炳林《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等 |
| 明中期以后，明政府继续修缮长城工事，遂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明蒙双方在长城沿线开设贡市、马市。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呈现“南京罗缎铺，苏杭纲缎铺，……临清布帛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的繁华景象。蒙古地区也“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塞外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蒙人入塞”与“汉人出塞”现象普遍，汉人带去了制铁、制瓦等技术。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蒙古族人渐习华风，历主贡市的三娘子平日爱穿大红彩缎妆汉服，“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明朝长城沿线曾出现“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景象。 ———摘编自曹大为《长城：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 |
(1)依据材料一，概括玉门关作为军事关隘的有利条件，并结合所学，指出西汉政府“设四郡据两关”的历史作用。
(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分析明中期以后长城沿线民族互动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材料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提出学习的内容，应该主要是“明人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朱熹还认为，历史上的“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从而使“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
——摘编自张全明《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材料二 19世纪末，严复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来探索中国转型的新路径。严复在借鉴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三育”论，主张培养德智体并重的真国民。他认为中国积弱积贫的根源在于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指提倡体育，训练国民强健的身体；“开民智”是指开发人民的智慧，提高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改革科举制度，讲求西学；“新民德”的目的是培养人民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与精神。这成为中西方教育理论思想交融的契合点和起始点，拉开了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
——摘编自李素敏、张思远《我国“五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与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朱熹教育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严复教育思想的发展，并结合所学分析其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