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回溯中国共产党从起源、孕育到诞生的整个过程，生动再现20世纪初期的历史大变局，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史诗大剧。
材料一 《觉醒年代》第一集，开篇即以旁白的形式交待该剧的历史背景，“那是在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国际国内形势非常紧张”，并通过以下几个精心设计的视觉式的隐喻镜头来表现。
镜头一：一个大仰角拍摄的骆驼脚掌几乎覆盖了整个画面，只用这一个镜头就表现出当时中国正处于重重压迫之下，且观众的代入感很强，会产生一种被踩踏的感觉。
镜头二：骆驼进入北京城，用了大量的特写和慢镜头来表现车辙。“车辙”在剧中是一个带有高度隐喻和象征性的细节逻辑：自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用“车同轨”框定中国的车辙以来，直到剧中故事发生的时代，中国还在沿用古老的车辙。
镜头三：骆驼商队、老百姓的车、北洋士兵的马队，都要从“车辙”上踩踏过去，隐喻中国还在固守原来的老路。
——摘编自徐妮娜《浅析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中的隐喻镜头》
材料二 《觉醒年代》在创作上更加贴近受众，以书写青春破题主旋律。该剧以“南陈北李”为主人公，跟随其人生轨迹，以《新青年》杂志为主线，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思想潮流串联起来，将故事主体聚焦于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不仅有和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陈独秀，还有与工人做朋友的李大钊、以笔杆为利剑的鲁迅以及紧跟先辈脚步、积极寻找救国之路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年轻受众对这样一群有梦想、有不足、受挫折也不言弃的年轻人更能有共情体验。
——摘编自王悦《〈觉醒年代〉给主旋律影视剧的成功启示》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谈谈你对该电视剧以《觉醒年代》命名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正确，条理清晰。）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材料 面粉生产小史近代，旧式磨坊广泛存在，且经久不衰。中国北方每个村几乎都有自己专门用于磨面的石磨。南方虽没北方多，但也有一定数量。
1863年，英商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得利火轮磨坊，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机器磨坊。1878年，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批准，由曾任天津海关道和天津招商局总办的朱其昂在天津创办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1897年的一份资料显示其每年可获利六七千两。
1898年安徽寿州人孙多森兄弟成立上海阜丰机器面粉厂，1902年由怡和买办祝大椿创办上海华兴面粉厂，两者都是直接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先进技术而创建的。
截至19世纪末，我国民族资本机器磨坊共12家，分布于天津、上海、芜湖、北京、广州等地。1914-1921年，全国新设民办面粉厂100家。
1922-1931年面粉厂发展停滞，无新设备增加。1931-1937年福新各厂历经危局，发展几乎停滞。1848年福新系统各厂的开工率平均只有全年生产能力的37%～47%，1949年1-5月开工率平均不超10%左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摘编自张豪、武文斌《中国近代面粉厂的发展历史》等
以“面粉生产反映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一 同为切齿者，海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身荷厚思，委以重任。今年又蒙思赏尚书衔，当如何尽心图报。题闻其带船出洋以未遇敌舟无从接仗，退守威海，藉口固防，并欲告病求退，李鸿章亦未参奏。
——摘自《礼部右侍郎志锐有关方伯谦接统丁汝昌之船之奏招》
日本防卫厅所存《黄海海战彼我阵形略图解》（第六号）、《黄海海战两国舰队队形图》第七号、第八号原始记录：3幅图标记时间清楚（均为日本东京时间，早北京1小时）;每图均有古日文记叙；另有各舰航行轨迹；其中第八号标画很清楚，在第八图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高、秋、浪等四舰追击经、甲、济等3舰，其中4时30分击沉经远，至5时30分改南航归与本队汇合。
——摘编自林伟功《新发现的中日甲午战争史料及思考》
材料二 陈独秀曾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国土的割让，使举国上下如大梦初醒，稍有知识者大多承认了富强之策。”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外媒却评中日甲午战争：“既是日本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
——摘编自施亚英《中国的觉醒与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两则材料史料价值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中日甲午战争：既是日本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这句话。
材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转变，而观念文化的剧烈变化，始终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实际上，从一定角度讲，观念文化的转变是一切领域转变的根本和关键。
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论，到90年代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20世纪初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从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文化，到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各派思想主张和文化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寻求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争取民族独立，为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提供思路。
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探索方向。而在社会实践中，实业家的“实业救国”和教育家的“教育救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从中选择两个主张，进行比较性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秦人本无其本身之文化传统，战国以来，凡所兴建，皆自东方移植。然东土学术，本自有齐鲁与三晋之别。凡秦人所师受而信用者，本是三晋功利之士。至于齐鲁问学者讲学，重历史文化精神，则秦之君臣，因未之前闻，抑亦无情欲赏，此实有合于秦廷向来对于东土文教不甚珍重护措之态度，而于是乃有所谓焚书之事，此实中国史上一至值重视之事件也。焚书之起，在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与博士淳于越，辨废封建之得失，淳于越称说殷周，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李斯知封建旧制之不足复，而犹尚希慕于古者学术统于王官之成规，而欲尊王学于一统，以禁绝民间私家之学。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已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深，为祸之烈也。至后世学人，乃专以专制愚民归罪奏之君臣，此亦未尝不是，然亦仅呵谴其外貌，犹未能深探其内情耳。秦廷当时禁令，实似并不以焚书为首要，最要所禁制者实为以古非今，即首禁议论当代政治，次禁研讨古代文籍，第三始禁家藏书本。秦廷之焚书坑儒，古今人尽非之，然实不知焚书一案，其注重者尚不在焚书也。
——摘编自钱穆《秦汉史》
材料三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实现了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转变。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升迁为天子信用的重臣，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并受封平津候，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为解决“人事问题”提出的主张，并分析其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焚书的主要原因并评价其文化政策。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时期儒学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诸商舶兴贩已经抽解与免两州商税外，其余合收税，场务不即检税若收纳力胜钱过数，各杖一百，留滞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遷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次人口南迁的表现，并分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社会治理上的新变化。
材料一 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表探析》
材料二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曾呼吁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并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探索，优质棉种试种在第三年获得成功，产量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不久，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了更大规模的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优质棉种。
——摘编自戴鞍钢《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初年植棉改良行动兴起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他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又说“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改革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旧制度，从而进行制度创新。
——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汉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晚年又用中书。(曹)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东晋则侍中始优。下逮（南朝时）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尚书受而行之；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封建官僚机构形成的体系。此后，历朝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制度。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商鞅变法在政治上创新的表现。并从当时的“历史潮流”的角度，阐述商鞅变法的历史进步性。(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省主要职能。根据材料结合所学，分析“此后历朝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制度”的原因。
材料一 1956年7月，陈云指出“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设想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论断。陈云强调说：“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要改变对市场的领导方法，指出“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还需要有管理”。
——摘编自《陈云文选》
材料二 改革开放时期，陈云说：“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他认为，所谓政策，无非就是调整各方面关系。“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陈云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发展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计划不是唯一的，改变单一的经济体制模式，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摘编自俞剑英、韩丹丹《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探索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云思考“市场与计划”问题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体制调整的主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