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悖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780年，宰相杨炎推行新税制；按资产缴纳户税（钱），按田亩缴纳地税（粮），一年两次征收，即“两税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一   北方宜旱，南方宜稻，这是农作物对南北方环境选择的结果，跨越环境界限，将另一地区的作物引入，则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冬小麦为北方旱地作物，推动其大规模向南方扩展的动力是人口。《鸡肋编》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稻），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可见，两宋之际，南方水田农业区稻麦两熟制曾出现了一个极为兴盛的局面。

——摘自吴存浩《中国农业史》

材料二   明代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大量输入。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三   明中后期，江南表面看似活跃的商业活动及手工业生产实则后继无力，仅以维持个体家庭基本本温饱为目的、重复简单再生产而已。凡此，导致明代失去“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创新及技术革新重要基地。

——摘编自赵玉田《环境与民生：明代灾区社会研究》

材料   中国现代的消防制度始建于晚清；1868年,香港成立了中国地区最早的现代消防队,成员是当时英国驻香港总督召集的志愿者。内地第一支消防队,是在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才出现的。意大利首先效法其国内,招募了一批华人在天津租界组织起一支官办救火队,随后英租界也组织了天津志愿消防队。1902年,清朝政府在天津成立南段巡警总局后,租界消防队移交由清政府管理,改称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成为中国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消防队。次年,清政府在北京也组建了消防警察队。其后,国内的哈尔滨、保定、南京、昆明、广州、沈阳、长沙等省会城市也相继组建了地方的消防队,这些消防队均由当地警察厅、局直接管辖。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下设五个司和一个部属消防队,部属消防队专司救火。1906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消防队仍属民政部直辖。

——摘编自《中国近代消防发展史》

材料一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与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结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二   这样君权与相权互相制衡，避免了皇帝的独断专行。皇帝作为最高领导，看待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宰相代表政府官僚机构，一般强调要按制度办事，要遵循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所以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摘编自马克走《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延康元年二月，曹丕继承魏王、丞相位，制定九品官人法，由本郡推举现任朝官中的郡人充当中正，吏部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对官员加以任用。这样就把原来跟朝廷相对立的乡里清议纳入朝廷选举的轨道，中正官对乡里清议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二   自隋九品中正用人流弊百出，改立科举制度。（一）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一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二）招考向全社会开放，原则上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三）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

——摘编自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

材料一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再交还政府（十八授田，六十还田），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租额为四十税一（汉代为三十税一）。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中、丁（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将贵族也纳入征税范围。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材料   每一个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生活给人们提出了解决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任务，进步的思想家们站在矛盾的新生方面，解释这些矛盾，提出解决的方案，阐明发展的前途。新时代的思想家们，好像是暴风欲来时的狂飙，又好像是战斗准备前的号角，他们以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抨击过去、歌颂未来。横扫前进道路上的许多旧传统、旧观念，动员并号召人们投入战斗。在历史上，差不多每一次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同时都会相应地出现一次思想的解放，而思想的解放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戴逸《戴逸自选集》

材料一   汝窑的天青、官窑的灰蓝、定窑的粉白、哥窑的米黄、钧窑的玫瑰紫，这些醒目的颜色是宋瓷中五大名窑的标志性成色，也是中国瓷器史上令人难忘的“年代秀”。宋元时期，瓷器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等

材料二   明朝后期，以景德镇为例，制瓷业规模很大，有官窑约五十八座，民窑达九百座。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镇内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民窑内劳作，工资是按日以白银计算的。民窑生产的瓷器是为了售卖，有着广阔的国内外市场。

——整编自邓广铭等《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等

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崴，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