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二   魏晋时代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四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材料   宋代商业已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联系生产与消费、支撑城乡经济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清晰展示出商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演进态势，揭示出宋代工商业文明因素加速生长的时代特色。

——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画家在数量上不分上下。南方画家集中于南朝统治的重心，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东地区；北方的画家分布在较为集中的陈郡、荥阳、济南、琅琊、乐安、彭城等郡分属青、徐、兖、豫所辖之地。墓室壁画继承发展了汉代表现方式，经过整理与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墓总计一百三十二座，其中北方地区有一百一十二座，南方仅有二十座。壁画墓年代在曹魏至十六国时期，出土地点几乎均位于河西走廊一带。十六国时期，河西成为北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佛教美术的充分发展是魏晋南北朝绘画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南朝有壁画的寺院有三十八座，而北朝只有十座，建康和江陵两地寺院总和已经超过整个南方的半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遗址在全国总计有五十九处，北方就占了五十三处，而南方仅有六处，目前留有壁画的十八处石窟则均位于北方，这与寺庙壁画的分布形势刚好相反。佛教由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石窟寺最先在西域、河西地区出现，进而传入中原与北方各地。河西走廊与祁连山脉沿线成了我国最大的石窟艺术群。西起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东至永靖炳灵寺与天水麦积山，都有大量石窟壁画遗存。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因而这里较早接触佛教，石窟寺也随之兴起。北方其他地区少有石窟壁画的遗存，而从石窟的分布来看，也主要集中在北朝时期的都城与比较重要的城市，如当时的平城、洛阳、邺地。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石窟仅见于南京附近与四川北部的广元地区。

——摘编自赵振宇《魏晋南北朝绘画地理格局研究》

材料   西周春秋间，周天子除了直属的王畿以外，把土地、人民和统治权力分封给亲属和臣属，称为诸侯；诸侯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称为卿大夫；卿大夫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于是就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一系列等级。从春秋末年起，在有些诸侯国内就出现了以粮食为俸禄的官僚。战国时，各国普遍采用以粮食为官吏俸禄的制度，不再用封邑作为官禄，这样就便于官僚的任用和罢免。但是也还有些国家，在实行以粮食为俸禄的同时，仍然兼用田地的租税收入作为俸禄。例如齐国兼用“田里”作为俸禄，到离取时“收其田里”。

——摘编自吕思勉著《先秦史》

材料一：自明朝中期起，……由于农业多种经营方式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贸易逆差之中。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银对流”。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纵观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专制统治登峰造极，统治者完全用行政命令去干涉经济活动，工商业受到官府的严酷控制。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压抑，再加上重本抑末观念，许多商人在发财后不是将资金投入再生产，而是投向旧式的土地经营。农民耕耘自食，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依然占据优势，城乡间工农业商品经济的交流市场很小。统治者把外人来华贸易视为是“天朝”对“蛮夷”的恩赐，海禁封闭政策极大地抑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转型因此而严重滞后，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缓慢的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坎坷之路。

——据郝钧、周连春《明清时期中西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留存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儒学正统地位确立之后，治经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走愈窄，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自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获得了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进入宋代，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时有发生，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学经典中去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武器。同时，这一时代，广大平民有机会加入读书人的行列，他们由于出身贫苦，没有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所以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在这种形势下，自北宋中期起，儒学发展出了新学派——理学，它是一套包括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理论体系。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材料二：唐朝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人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