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去年英人虚声恫揭，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

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