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参加文官考试的人员素养作出了具体规定。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公布了《考试院组织条例》《考试条例实施细则》，在实施细则第二十条中规定，荐任文官考试者必须满足：一、本国国立大学或者高等专门学校习各专门学校学科三年以上者；二、经政府认可之外国大学、私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科学习三年以上者；三、经政府认可之本国公立、私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习各专业学科三年以上毕业者；四、委任文官考试及格后，在行政官署服务三年以上者；五、习政治、经济、法律之学与第一款至第三款各学校毕业，有同等之学力，并有荐任以上相当资格，经考试院甄录试验及格者。

——摘编自杨芳《孙中山的文官思想》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大致经历了世官制、客卿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五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尤以科举制最具制度理性。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是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更是封建王朝吸引人才充实政权的主要方式。随着中华文化圈的不断扩大，科举制度也影响了东亚、东南亚，甚至西方国家和地区。直至今天，世界各国的考试制度仍有科举制度的影子。

——摘编自李双壁《入仕之途—中西选官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官制度正是在借鉴中国古代科举制形式上，依据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客观发展需要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双方的历史背景的不同，科举制与西方文官制度也存在差异。科举考试的内容大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考试方式总体上来讲比较简单，规则和程序也较简单；西方的文官制度一般要分为笔试与口试两种，通过笔试可以达到测验个人文字、分析、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对于西方文官制度，各个国家基本上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其实施过程中的正规性；科举制由于是服务于专制的政治体制，以皇权为中心，因此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治化的内容，不利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科举制度下的官员考核和晋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被个人的好恶、人情关系所替代，而不是以被考核者的能力评定的。文官制度对文官的考核、晋升也大多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如考试晋升、考核晋升等方式。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古代先进的科举选官制度于近代落伍，及至清末废除。

——摘编自柯海丽《中西方选官制度之比较》

材料一   我国古代法典编撰，大致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至成文法并到法典化的发展历程。从夏朝出现习惯法，到商周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完善，再到战国时《法经》开创成文法典之先河，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古代法典编纂技术和法律制度逐步成型并达到顶峰。《唐律疏议》不仅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律典的蓝本，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体例与规定已经达到了古代世界刑法之最高成就。

——何勤华《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材料二   “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系在民国时期由陶希圣、陈寅恪初步提出，并由瞿同祖系统阐释。该命题认为，秦汉律典“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同一性行为规范”为治国之具；自汉朝起，儒生屡以律学章句、经义折狱等手段，将儒家强调差异性的礼义引入法律实践中；从曹魏到隋唐，引礼入律逐步完成，儒家化的律典成为法律的正统。

——赖骏楠景风华《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