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个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太）保、（太）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摘编自徐德亮《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材料二：尽管军机处在1732年正式成立，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1736年〕中断1年），但它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

——摘编自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

材料一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北洋政府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来换得列强的承认，1915年，袁世凯为实现称帝的目的，与日本举行谈判签订《民四条约》，几乎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条”。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国际地位，参会的代表在关乎主权的问题上据理力争为中国争取了权益、树立了中国人良好的形象。然而，巴黎和会的失败引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挫败感。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国民外交运动被推向高潮，此后北京政府也将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重要的外交方针。“修约外交”尽管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争回了部分主权，证明了北洋政府外交目标的转变。北洋政府还坚决拒绝承认英藏间所谓“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使英国分割我国西藏的阴谋丧失了法律依据。“修约外交”表明中国人的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路遥《简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

材料二   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才刚刚结束，如果不能在1954年阻止印度支那战争升级于扩大的趋势，新中国的财政将会雪上加霜；此外，新中国也面临着周边的安全环境恶化的危险：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逐渐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是由于周边国家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恐惧”，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也希望美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这给中国的安全防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摘编自孙天旭《浅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当下中国外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