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三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杂居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和亲政策的变化。
| A．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 B．政党内阁的效率提升 |
| C．政府职能扩大的趋势 | D．政治腐败问题的加剧 |
材料一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二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三 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1)根据材料一，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
(2)根据材料二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
(3)唐代和明代丞相制度的变革反映了何种趋势？对历史发展起的作用是否一致？为什么？
材料一 在宋代江南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和形成过程中，作为主导的官方把赈灾救荒作为社会救助的重点，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有赈济、赈货等类型。江南城市的民间救助多为自发的个体行为，即使形成一定的组织，也以个体自愿为基础。施行救助主体有士人（包括部分官员）、工商富室和僧道人员。他们大多出于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相对于传统荒政和乡村救助；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有着诸多特点，呈现朝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陈国灿《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传统的救助活动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晚清政府已无法如“康乾盛世”时期那样向受灾民众提供应有的救济和帮助，而以士绅富民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趋活跃。随着近代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及贫困群体的扩大，以贫困人为对象的社会救助活动越来越受到民间救助组织的重视。部分先进中国人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开展社会救助的思想和经验，反省中国传统做法和理论的缺陷，使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外国慈善活动逐渐活跃。这些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变动。
——摘编自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江南城市救助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转型及原因。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宋代建国以后，充分吸收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比如锁院（知贡者受任，则锁居贡院与外界隔离，有时多达50天）、弥封、誊录（设誊录院重新誊写考卷，以免考官认识笔迹）、别试（举人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等制度。据统计，宋代科举每年取士360多人，是唐朝的4.5倍。“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也许解送”，甚至“狞干黥更之子”“以屠杀为业”之人也可以参考。南宋宝祐4年（1256年），录取了601名进士中，其中平民出身的就有417人。
——摘编自陈峰《宋代科举考试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科举制度的新变化。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对于现代人才选拔的借鉴价值。
| A．地理因素决定了行政区划 | B．行政区划调整日益简单化 |
| C．中央集权日趋加强的趋势 | D．行政区划调整具有反复性 |
| A．行政区划变革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 | B．地方最高级行政区划变化最大、最频繁 |
| C．最基本一级的行政区划有极强的稳定性 | D．较早设置的行政区划地位呈提升的趋势 |
材料一：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
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西汉、明朝、清朝时期加强“君权”的措施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欧中世纪王权地位变化的趋势，并指出变化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 A．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 | B．政府边疆政策的影响 |
| C．北方气候条件的恶化 | D．文化融合趋势的加强 |
| A．中枢决策机制日臻完善 | B．行政效率持续降低 |
| C．地方官员职权逐渐扩大 | D．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