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代河套地区濒临边境，与匈奴的冲突不断，汉政府派遣大量兵力驻守，因而需要数额巨大的粮草以维持军队生存和保障军事行动。为了维持河套地区守卫边境所需的军粮，汉文帝采取从内郡以入粟拜爵（即通过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粮就可以获得朝廷认可的爵位）的方式筹措粮食并运输到边郡，在爵位控制严格的西汉，实行入粟拜爵政策无疑是反常的。在主父偃的建议下，河套地区开始实行屯田，主要集中在河套外围的北侧和西侧，利用黄河沿线充足的水资源发展灌溉农业，所生产的粮谷可以就地为边境驻军解决粮食问题。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材料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初，就把领导全国妇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中央苏区时期，根据现实需要，各级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从婚姻原则、婚姻缔结与解除的条件及程序、财产和子女问题、特殊群体的婚姻问题等方面对民众婚姻进行规范。规定男女平均分配土地，同工同酬，享受同样的劳动保护。《婚姻条例》还特别规定，禁止招收女工从事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作，并对妇女的产期、哺乳期等予以特殊照顾。获得解放的苏区妇女真正成为了红色政权的“半边天”。

——摘编自庄秋菊《中央苏区婚姻政策的历史考察》

材料：刘姜任转运使前，漕运弊病百出，运转速度迟缓，斗钱运斗米，强制劳役转运，民怨沸腾。晏即盐利顾佣分吏督之，随江、污、河、渭所家。故时转运船琳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姜为歇皇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解，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闭船”，斗米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泉竹筱为绚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沛，污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污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沛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婚。又分官吏主丹杨湖，禁引溉，自是河潜不涸。

——节选自《新唐书.食货志》

材料   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在流民集中的地区，设置侨州、那、县，侨人单独立籍，称为侨户。东晋政权通过这种办法维护了南迁士族的特权，他们可以奴役依附户而不负担赋役。但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侨州郡县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它造成户籍制度的混乱和影响国家收入。东晋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行土断，即整顿户籍，让侨户着籍输课。王导执政时曾于咸和二年（327年）整顿户籍。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又实行土断，王公以下都以土著为断，把其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户籍。刘裕当政时，再次实行土断，首先从江、荆二州开始，逐步推行于全境，称“义熙土断”。土断是政府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和赋役的斗争。通过土断，世家大族所控制的人口成为国家编户。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材料   随着疆域的扩大，金朝的统治者逐渐改变过去贱老的习俗，开始借鉴中原王朝尊老养老的传统。大定八年（1168年）“制子为改嫁母服丧三年”，泰和年间定有律令“祖年父母、父母无人侍养，而子孙远游至经岁者，甚伤风化”应加以重惩。赋役方面，规定对，年老且无负担赋役能力的年老者施以减免，体弱年高者作为特殊群体，得到了特殊照顾，金朝还会赐予这个特殊群体米、绢等物资。金朝还设立了养老处所，专门优抚退役的老兵。皇室还会设宴款待民间耆老，皇帝赐给饮食，对庶民百姓来说，这是极高的礼遇。纵观金朝的养老措施，虽没有中原王朝的具体、规范，但也涌现出一批孝子、忠臣，并形成了一股社会风尚。

——摘编自倪屹、徐洁《金代尊老养老风尚述论》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材料   北魏时期(494年)大臣韩显宗上言：古者四民异居，欲其业专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工伎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久而混淆。今闻洛邑居民之制，专以官位相从，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朝荣夕悴，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或调习歌舞，或讲肄诗书，纵群儿随其所之，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百年难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训。此乃风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则清浊连薨，何其略也!今因迁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别工伎，在于一言，有何可疑而阙盛美!

——摘编自《通鉴纪事本末》

材料清末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使得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与现实社会的行进很不协调。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矛盾激化，民变不断，民众呼吁更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新兴资产阶级希望政府通过法律形式保护他们的一切，以便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西学翻译著作进入了中国人的视域，使中国人从学识上认识到了西方审判制度的先进。清末新政期间，朝廷派出考察团队学习西方审判制度，出台了效法西方的实体法律，比如《民律草案》《大清商律草案》等。经过法部和大理院的争论和博弈，最终明确了独立审判制度不受任何机构的干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明确规定，法官审案务必根据证据进行断案，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检验辨别真伪；规定了所有审判务必公开进行。《大清法院编制法》中规定了判案中原告与被告均可以请律师辩护的原则。清末审判制度改革建立起了我国审判制度和审判机构最基础性的框架体系，推动了我国审判制度和司法实践的近代化发展。

——摘编自周海燕《清朝末期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历史考察》

材料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总裁宋子文在开幕典礼的致词中强调，中央银行直辖于南京国民政府，“而非隶属于财政部”。中央银行自成立起，便力图使政府各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并且特别规定财政部所辖各机关所有公款均应从其他银行转存中央银行，若须解缴税款，亦应交由中央银行汇解。中央银行以“铲除”在华国外银行的“恶势力”为由，分别训令海关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将关、盐税款（主要作为庚于赔款等的抵押）一律转存中央银行，从而较顺利地从外商银行收回了关、盐税款的保管权。虽然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印有上海地名的钞票，但该行数次咨文国民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宣布中央银行钞票“无论缴纳赋税公款、清偿债务、各项买卖，一律通用”。另外，它昭告民众：中央银行钞票准备十足，持券人可在银行营业时间内，无限制地随时兑现金。1929年1月，中央银行又获得发行辅币券的专权，其他各银行均不得涉足。

——摘编自吴景平《宋子文与中央银行》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