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是岁（东汉建安元年，196 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军队） 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摘编自《三国志·魏书》等
材料二 1950 年，驻新疆部队 11 万指战员就地屯垦，筑起了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
1955年，铁道兵 9 个师的转业官兵在东北的密山、虎林、饶河境内，组建军垦农场。1958 年，全军大批复员军人到北大荒建设军垦农场。1966 年，12 个军区相继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这些生产建设兵团被誉为"不穿军装，不发军饷。永不转业的戍边大军"。1972 年以后，这些农场陆续移交给地方管理。
——摘编自陈默、杨庆华《试论中国军屯发展的基本规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东汉末年曹魏势力推行屯田的特点并分析屯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屯田的主要表现，并归纳其作用。
材料 1905年，清政府任命赵尔巽为盛京将军，主持日俄战争的善后事宜。他提出盛京行部计划，调整陪都多元行政体管理架构，推行近代警察制度，招徠投资、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等手段推动经济发展，推广新式学堂、倡导出洋留学，整顿财政、简化税收等举措，多取得了显著成就，开通了社会风气。这既是清末东北新政的准备与发轫之举，又为继起的全面改制奠定了基础。
就善后外交而言，赵尔巽对于维护主权可谓尽心竭力。面对日本等国家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均能据理力争，以期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本等强邻对中国权益的侵蚀，尽管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外交的不利局面，但考虑到当时的综合国力对比情况，相对于善后外交的总体失败而言，仍尤为难能可贵。
——摘编自李皓：《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1）根据材料，归纳赵尔巽的奉天善后事宜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赵尔巽的政治活动。
材料 92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领土扩大“东至于海，……幅员万里”。境内人民，大体可分为以农业为主的汉人、渤海人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契丹、奚等族人民。取得幽云十六州后，为了适应这些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生产方式，辽太宗在中央设置南面官（官署在皇帝牙怅之南）和北面官（官署设在皇帝牙帐之北）的双轨统治机构。
南面官照“汉制”统治汉人及渤海人，杂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契丹贵族；北面官以“国制”（辽制）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机构比较简单，是根据契丹部落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一律任用契丹贵族。北、南枢密院分别是北、南面官的最高机构。北枢密院以下北面官制，大量保存契丹部落旧制，包括北、南大王院、敌烈麻都司（管礼仪）等。南枢密院以下南面官制，则设有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翰林院等汉地传统机构。此制度的实行意味着将契丹部族纳入封建政治体制。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辽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实质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辽国推行这套政治制度的意义。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辽太祖法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太祖法律改革的特点。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1)根据材料，概括诏书所反映的唐初婚姻现象，并据此分析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唐初为解决上述政治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材料 “师范学堂课程，分为九科：经学、文学、教育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学制为三年。小学堂学制为四年，课程设置为经学、文学、史学、地学、算学、格致学、农学、体操。”袁世凯在直隶各属中学堂还拟定了暂行章程，中学堂课程有中、西学两项。中学课程四科：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西学课程七科：英文、算学、地学、外国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和体操。对普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派查学员以纠其失”；在所辖州县划分学区，宣讲国民教育，“立劝学所以作其气”；在乡村及偏僻之地“立宣讲所、闻报所以破其蒙”；并积极要求制定癸卯学制所缺的女学章程。袁世凯不仅选送候补官员前往日本游历，而且饬令各属公派品端学粹士绅赴日本考察学务，规定前者在日本时间为3个月，期满回国，须交上日记，以观心得；后者考察期为4个月，除参观考察外，还要选修有关教育课程，这些官绅回国后基本上被安排在教育领域任职。
——摘编自牛秋实《袁世凯与近代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袁世凯教育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袁世凯教育改革的意义。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诏：“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更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这道诏今颁布之后，效果是“条奏并者四百余县，吏职成损，十置其一”“并官省职，费减亿计”。除了并县之外，刘秀还裁撤了许多官职。刘秀改丞相为大司徒，后又删去“大”字。改丞相为司徒，这不仅是名号上的更改，而且是权力上的削减。地方废去郡都尉，州牧改为州刺史，俸禄由两千石降为六百石。建武十三年（37年），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为鲁公。建武二十六年（50年）春正月，“沼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刘秀“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而各州之刺史常以八月循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摘编自减云浦《略论东汉初年的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东汉初年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东汉初年政治改革的影响。
材料 汉代司法制度以秦朝司法制度为基础，为适应新的形势又有不少新的发展。受黄老之学及儒家等级特权思想影响，汉代设立了上请制度。凡宗室贵族及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犯罪，一般的司法官员没有权力擅自判决，须先奏请皇帝，皇帝可以根据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如和皇室的亲疏远近、责任官职的大小以及对国家的贡献等，来减其刑罚。在审判程序上汉代创立了录囚制度。录囚是封建时代皇帝或上级司法机关通过对罪囚的复核审录，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决狱情况，平反冤狱及督办久系未决案件的一项制度。录囚制度始于西汉，当时只是州刺史或郡太守每年定期巡视自己所管辖地区的狱囚，以平理冤狱为主要任务。直到明清，才由秋审、朝审等制度所取代。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司法制度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中国传统观念中,向视监狱为狴犴恶地,读书万卷不读律,宁为最小官不愿为狱吏。直至19世纪后半期,“贱狱”仍是普遍的社会心态。近代以降,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具有近代色彩的监狱改良运动登上历史舞台1907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上《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提出关注狱务人员、“养成监狱官吏”的建议。法部予以肯定,并规定京师法律学堂及京外法政学堂一律增设监狱学一科;在已设立新监狱之处附设监狱学堂。基于“官卑固不足弹压,禄薄亦无以养廉”的认识,法部一方面“加其津贴”,另一方面则“宽其出路”。1910年,拟定《监狱专修科毕业员委用章程》,规定考列最优等、优等、中等者即委之以职、授之以官。政府号令于上,督抚行之于下,各地仿而效之,可谓盛矣,中国亦由此开始了正规、专业培养监狱管理人员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马自毅、王长芬《狱务人员与清末监狱改良》
(1)根据材料,概括晩清监狱改良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狱务人员的角度说明晚清监狱改良的意义。
10 . 材料新中国建立之初,对于属于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反革命分子、战犯、汉奸的房产,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和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决定》等,政府道过多种方式进行了接收和管理调配,形成了公有房地产。对于普通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1949年制定了《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承认和保护私有房屋的所有权,总体上允许并鼓励私有房产出租,同时对房租进行管制。1953~1956年,政府对私有房产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用于出租的私有住房被界定为生产资料,从而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范畴。1953~1957年,随着重点工业项目的兴建,许多城市,特别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陆续修建了一批职工住宅。总体来看,1949~1957年,政府投资建成住房面积共1100余万平方米;除1955年、1956年外,城市住房投资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均超过9%,1953年甚至达到12%以上。
——摘编自裴凌罡《从民生视角看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