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字是汉族人所创制和使用的文字，在古代，汉字流传到日本并被长期使用，但在近代，日本逐渐出现了文字改革的思潮。这一过程从明治维新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19世纪“兰学”在日本逐渐兴起，使日本认识到了荷兰文字的简便，他们对汉字的复杂构型产生不满，民间逐渐产生了排斥汉字的意识。明治维新前有人提出废除汉字，但遭到了著名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反对，所以最终没有被政府采纳。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行和中国被侵略的加深，日本反思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学习，政府将文字改革提上日程，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他们更加反对中国文化，把文字改革推向了高潮。政府推广假名（借助汉字音形不用其意义）和罗马文字过程中，由于人民使用不习惯，推广受到了阻碍，废除汉字改革势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压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假名不能完全表达意思和情感，于是在日本废除汉字的势力被完全削弱，日本政府决定在日本国内长期使用汉字，但受到汉字改革的影响，汉字在日本教育中的数量还是被减少了，而且多为简化后的汉字。
——摘编自次仁桑珠《日本近代文字改革及文字使用概况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本文字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日本文字改革的特点，并谈谈你对文字改革的认识。
材料 为了使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求，亚历山大二世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改革之后的司法机构不再是行政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司法程序具有公开性和口头性的特征，而不是以前的官僚性秘密。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进行陈述并取得足够的法律援助。新的律师阶层产生了，所有俄罗斯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且受到一样的对待。几乎一夜之间世界上最差的俄国司法制度变成了文明世界里最好的一种。尽管还存有局限，但就改革的长远意义而言，现代公正代替了专政和混乱。作为公众利益的核心机构，法庭享有了比在一般情况下俄国所允许的更大的表达意见的自由。
——摘编自【美】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
（1）据材料归纳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运用唯物史观有关观点解释农奴制改革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司法改革对俄国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从井田制、授田制、均田制到两税法，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四种税制。皇帝根据亲疏远近来决定其分配土地的多少以及税收负担的多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和贵族要么拥有免税权，要么与官府勾结，逃避税收，最大的地主——皇帝却完全不用交纳税收。皇室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皇家的私库与国库之间却并非完全封闭，皇帝经常会伸手进入国库花费财政税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列举了从唐朝租庸调到明朝一条鞭法的并税式改革的“积累莫返之害”，提出了并税式改革导致税上加税、愈演愈烈的著名命题，即历史上各种名目的税赋经并税式改革得以整编简化，但随后这些名目多的税种又重新出现，以致赋税持续攀升。从唐中后期“两税法”到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其实质是一脉相承的，其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把人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商业。
——据《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共启示》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税体系趋于崩溃。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征收的各种报效、租课、津贴和杂捐不仅繁难苛重，而且缺乏透明和公平，厘金、盐税和关税被时人称为大“暗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就曾倡议仿行印花税。1909年，日本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中文版面世，与此同时，《中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刊登了系列介绍税收知识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推行的财政举措，是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之后又一重大体制改革，旨在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备相应的财权，以达到现代国家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因而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政府推行分税制的改革目标并未实现，却有利于规范和统一税收制度。清末税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许多新的税制在筹议、设计、立法甚至推行中纷纷流产，由于统治者尝试改革的出发点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彼此狐疑，导致方案冲突和搁浅。
——据《辛亥革命前后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税制的基本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税制改革的背景并对其进行评价。
材料 明治政府1872年公布的《学制令》，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口号，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拉开了教育近代化的序幕。颁布的教育改革法令，确立了不分阶级、性别的国民教育体系。
1893年，文部省颁布了《高等女子学校规程》，规定入学资格为四年级普通小学毕业生，学习科目有修身、国语、外语、历史、家事、裁缝、音体美等，不像男校一样修汉文。1899年又规定增加技艺科，使学生文、理二科变为文、理、技艺三科，从而使裁缝、手艺成为女子师范教育的重要内容。其目标是保持“良妻贤母”这一总的女子教育宗旨，使妇.女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独立生活。1899年，文部省颁布《高等女校令》，规定教育年限少于普通中学，教学内容也低于普通中学，规定家务和女红课要占到总课时的18%。1899年，文部省颁布《私立学校令》，认可了私立学校设置的合法性。一些受西方影响较深的日本教育家便开始创办女子专门高等教育机构。此外，外国教会办的各类女子学校也一度受到社会青睐。
——摘编自赵叶珠《“文明开化”政策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
（1）据材料，概括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特点。
（2）据材料，说明日本近代女子教育改革对日本社会进步的意义。
材料 秦孝公之后的历代秦君，在秦孝公《求贤令》的基础上实行客卿制度，并由此确立起布衣将相格局，保证了拥护和支持变法的智能之士得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并成为主导力量。他们执行变法的政策与法令，有效保证了秦国法治路线的连续性，从而有效地克服了宗室贵族专权的逆流，为秦国变法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商鞅虽死而秦法未败，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客卿与秦君是一种基于交换关系之上的君臣关系，一旦不再符合秦国需要或触犯秦律，秦君便可以随时罢黜、惩罚他们。
——摘编自马卫东《秦法未败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秦国客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客卿制度所取得的成效。
材料 隋朝建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自北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均田制，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制度，采取“轻税之法”，减轻直接生产者的负担；将服役年龄由18岁提高至21岁，服役时间由每年30天缩短为20天，后又规定男子年满50岁者可以纳庸代役；户调从一匹（4丈）减为2丈；均田户始受田年龄仍然保留在18岁。为了防止官吏徇私舞弊，隋朝中央政府制订了具有赋役定额、免役标准、户等高低等指标的“输籍定样”，颁行各地，统一执行。由于隋文帝君臣励精图治，出现了令史学家称誉的“开皇之治”盛况。
——摘编自魏明孔《从义仓设置看隋代制度创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文帝为恢复经济所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文帝改革措施的历史影响。
材料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鉴于长期战乱的巨大破坏，加之国库空匮，决定休养生息，实行罢兵。罢兵的重点是郡国兵。从建武六年（30年）到建武二十三年（47年），五次裁撤郡国兵。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并取消郡国兵每年秋后的军事演习。都尉权力并入太守，这一措施使地方郡守从此掌握军政大权。建武七年（31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尽还民伍，唯更践如故”。此后，先后又罢关都尉（秦汉时期驻守险要关口的将领），罢左、右将军，罢边郡的亭侯吏卒。罢兵政策的实行，出现了“兵革即息，天下少事”的局面。至此，郡国兵基本上裁撤殆尽，遇战事临时征集的募兵制最终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征兵制。
——摘编自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
（1）根据材料，概括刘秀实行兵制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刘秀实行兵制改革的影响。
材料 随着晚清政局的腐败，湖南地方治安机构衰象毕呈，保甲局差役甚至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以至长沙在1897年发生窃案100余起，破获无几。时任湖南署按察使黄遵宪提议仿照日本警视厅的做法而设立湖南保卫局。他的提议得到了巡抚陈宝箴及当时在湖南的维新人士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大力支持。保卫局经费取之于商民，总办及各局局长由官吏充任，大部分副职由绅商充任，绅商民有一定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卫局成立仅数月，即查获并处置盗窃、抢劫、拐卖、赌博等案件近20起。黄遵宪认为保卫局“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裹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仲。
——摘编自蔡开松《湖南保卫局述论》
（1）根据材料，概括湖南保卫局得以创办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湖南保卫局创办的作用。
材料 宋神宗上台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掀起了“熙宁兴学”改革运动,促进了北宋的教育改革。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就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救、养、取、任”四项纲领,为“熙宁兴学”奠定基础。神宗年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在皇命亲自干预下,用“三舍法”取士取代科举取士,学行卓优者可直接做官,还颁布了新的官方考试、讲经标准照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设立经议局,并亲自主持撰修三经义,即《诗》《书》《周》礼。熙宁六年(1073年),在太医院的基上,又设置专门的医学;分为方脉科、针灸科、肠科等项目培养专门人才。“康宁兴学”期间,中央政府还在地方设置学官负责地方各级教育,规定地方官不得干涉,普设学田,扩充地方学校经费来源,促进州县学的长远发展。
——摘编自师克谦《从“王安石变法”探予北宋教育改革的轨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熙宁兴学”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節析“熙宁兴学”对北宋教育发展的影响。
材料
鸦片战争后，外国公司陆续在中国经营业务。洋务运动后，由中国人出资开办的公司也先后出现。当时中国并没有近代意义上专门的公司法律来规范生产运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尽快制定商律。1904年初，清政府批准颁行《钦定大清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构成《公司律》的颁行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部公司法产生。《公司律》分11节，共131条，包含公司分类及创办呈报法、股东权利、更改公司章程等内容，借鉴并运用了以有限责任、分权治理结构为代表的世界通行法律规则。它倡导保护私权的近代法精神，奠定了我国近代公司制度的基础。然而，《公司律》的制订、颁布比较仓促，其内容和实施都存在很多缺陷，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摘编自王先明《中国近代史（1840—1949）》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颁布《公司律》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政府颁布《公司律》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