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已造成严重社会后果，失地农民迫切要求重新获得土地，贵族中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农民破产有损兵源和安定，也在筹划复兴小农的土地改革方案。格拉古兄弟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循着罗马贵族的仕途先后担任神职和军职，在人民中颇有成望。公元前133年，在罗乌平民和贵族改革派的支持和拥护下，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随即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户家长占有公有地限于500犹格，每户占地总数不得通过1000犹格，超限土地收归国家分给无地农民。提比略·格拉古的法案后遭到元老贵族极力反对，后来提比略·格拉古及其拥护者300余人被反对派杀害。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32年，提比略·格拉古之弟盖约连任两届保民官。任职之初，盖约提出法案禁止被人民罢免的高级官员和保民官再次任职，规定非经人民审理不得判处公民死刑，随即恢复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法案。为了防止灾荒他实行了粮食法，由国家购进粮食，低价卖给农民。盖约还推行筑路法以改善交通并解决无业平民就业问题。还推行军事法、行省包税制。盖约改革遭到反对派极力反对，公元前122年.盖约其拥护者3000余人惨遭杀害。在古罗马处于城邦危机时期.小农分化和破产已成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格拉古兄弟改革难以成功，但改革缓和了土地集中进程，改善了部分平民生活条件，沉重打击了元老贵族势力，改进了国家行政和司法管理机能，这些都具有明显进步性。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刘晏针对“时天下钱少货轻”“商贾不通”，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对唐朝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他提出了“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的改革思想。同时刘晏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主张选拔和任用一批坚决拥护改革，而又精通经济管理的人才。他制定了常平法，即根据年景好坏，“常年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此同时，刘晏还采用因地区生产特点来确定税收方式的办法，以解决人民当时严重缺粮的困难。如，对于岭南深山、沼湖地区的人民，可以用竹、纸、漆器、绫锦等当地的土特产代替租税，把粮食留归民用；对于特别不便于运输的地方，让农民把货物集中到附近的产矿区，换取铜、铅等就地铸钱纳税。刘晏经济改革使唐中后期的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史称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

——黄玉生《中唐时期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数量的增多，部分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受到周边城市的限制，相邻城市之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行政手段开始大行其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等城市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调整，通常的做法是将大城市周边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纳入到大城市行政区范围内，从而为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统一规划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撤县设区改革，在发展意义上，契合了由“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变革趋势。在实践中，“撤县设区”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是同步进行的。

——摘编自王禹澔等《“撤县设区”研究刍议与展望》

材料1901年迄1905年，清廷最高统治者痛定思痛，决意变法。1901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设商部、学部、巡警部和练兵处、财政处5个中央机构，撤除地方和中央的闲散衙门。1905年前后，立宪国日本战胜君主国俄国的消息传来，慈禧太后震惊之余，“如梦初觉，知二十世纪中，无复专制政体容足之余地”，退决心仿行宪政，并于1906年9月下谕宣示预备立宪要先行厘定官制。1908年11月，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积极筹备立宪。原有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吏部、中书科、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批本处等衙门一律裁撒。组建责任内阁，在13名阁员中，满、蒙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5名。当时即有人预言：“窃恐内闾甫成立，而推翻之动机已伏矣。”果然，不到半年，武昌首义爆发。

——摘编自李志茗《论清末新政时期的行政改革》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方言众多，在全国或全省的会议上，听众常常听不懂那些用差别很大的方言所作的报告。同时，社会上存在大量文盲。从195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展了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但在识字运动中很快暴露出传统繁体汉字的“三多”（字多、形多、读音多）、五难（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栓排）问题。因此文字改革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之一，文字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新中国文字改革过程中.存在学术问题政治化处理的错误做法。有一些人因对文字改革的激烈批评，而被错误地当作反对政治改革被划为右派遭受了迫害。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滋长了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文字改革中导致有的问题考虑不周，尤其是简化汉字方面，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

——摘编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

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打破，频繁的战争引发了疫病流行频率的增高。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卫生知识以及公共卫生观念也逐步引入中国。甲午战后，面对“华界”的肮脏与“租界”的整洁，清政府的部分地方官员开始逐步效法“租界”，建立起早期公共卫生防疫制度。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属于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卫生科掌核办理防疫卫生、设置病院以及检查医药等事宜。卫生科下设三科：保健科、检疫科、方术科。保健科负责检查清洁河川道路、饮食物品安全等公共卫生事项；检疫科负责免疫、检疫疫病以及预防疫病等事项；方术科负责病院的管理、药品生产及营业、医生和稳婆的考验等。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自此，清代全国范围内的卫生防疫制度逐步确立。

——摘编自罗小林等《清代卫生防疫制度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