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食品安全治理理念起源早.《礼记》规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随着商业发展，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地突显出来。到了汉代，政府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主要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汉律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与盗同法”。唐代是食品安全管理关键期：与食品安全法规建设的同时，唐朝在宫廷中设置尚食局和太官署，专门负责掌管膳食安全，同时在民间设立行会进行管理，行会的管理纳入到官员考核范畴。在此期间药食同源理念得到较大发展，并涌现出一批药学著作。例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北宋对食品安全的治理达到了历史新高度，对违法乱纪者实行“重刑”。清朝法律在食品安全监管上从对人的处罚转移到问题食品上，并执行严格的食品安全抽检制度。
——摘编自赵向豪等《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理念的历史追溯与反思》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19世纪中期，《柳叶刀》杂志对食品质量卫生调查报告，引起英国舆论界的空前支持和响应。在此情况下，英国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掺假问题，并在1860年通过了《食品掺假法》，授权地方当局成立“公共分析师”.但是“没有建立中央机关，确保食品安全的责任完全是地方性和可选性的”。1875年英国最终通过《食品与药品销售法》，扩大了地方委员会权力，增加分析师人数，最重要是扩大中央控制权力。此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地方政府委员会终于成为主管英国食品安全的重要机构。在该机构的努力下，到20世纪初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初步完善。
——摘编自魏秀丽《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历史考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近代英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上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860年英国《食品掺假法》的背景。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外国食品安全的启示。
材料一 社会救济是中国古代历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明初设养济院收孤苦无靠者，按月发口粮。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这是正律中首次纳入社会救济保障条款。清代的法律也有关于社会救济的规定，主要有灾荒救济，高龄老人养赡，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浪贫民，孝子节妇贫苦者救济，贫穷读书人救济等。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等
材料二 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等日益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 1601 年，英国颁布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做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必须进“贫民习艺所”，才能得到救济，而那里的条件比最低工资收入的自由劳动者还要恶劣得多。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中国明清时期救济制度和英国近代济贫制度实施的共同目的，并指出其救济方式的异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在灾害面前，政府承担起抗灾救灾的重要责任，建立起了一整套抗御各种灾难的政策和措施，至今仍然行之有效。
材料一 通常情况下，地方遇到大的水旱灾害之际，皇帝通常会和宰相等高官商议对策，并颁布诏令，指示地方采取蠲（juān免除赋税）免、赈济等具体的措施来对灾区进行救济。为更好地指导地方救灾，唐朝皇帝还多次派遣使臣以宣抚使、赈给使名义亲临灾区，勘查灾情，临机指挥救灾。对于那些在地方救灾过程中处置得当，表现突出的官员予以褒奖，而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无所作为的官员给予严惩。另外，多数皇帝还会下诏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并采取避正殿、减膳撤乐、虑囚、求言等禳灾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这些举措对于灾民没有物质上的帮助，但对于修明政风、缓和灾区社会矛盾、增强灾民生存的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毛阳光《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
材料二 面临1929年全国范围的水灾，国民政府向社会发行赈灾公债1000万元，年息8厘，基金由中央银行保管，1938年12月偿清本息。在1931年江淮大水期间，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预计以两期发行8000万元公债，年息8厘，以国税担保。除发行赈灾公债之外，也由政府向美国争取到了45万吨麦贷用于救灾。灾害发生之后，国家除承担起“救荒活命”的重任，还积极采取了疏河流、巩固防、修堵决口等措施等来进行灾后重建。
——摘编自刘方健《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思想与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救灾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京国民政府救灾的主要措施并简要评价。
| A．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明意识 | B．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 |
| C．建立了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 D．解决了城乡的卫生防疫问题 |
| A．疫病防治依赖于中医药学创新 | B．医疗隔离救治理论成熟 |
| C．政府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 D．政府防治疫病方法有效 |
| A．地方政府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 B．确立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 |
| C．政府重视对民众的医疗救助 | D．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 |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和英国政府防疫措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防疫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济贫院等社会救助机构承担了类似“养老院”的……1940年，英国社会教助主管部门开始提倡建立现代养老院，并鼓励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在制定1948年的《国家救助法案》时，当时的健康部长提到“随时可以去的济贫院”将被“30张床住的养老机构”所替代。以确保所有想要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都可以轻检入住。……20世纪60年代初。健康部再次提出健康和福利服务的总体目标是将老年人维持在社区中。20世纪70年代。英国官方发布了“老年人更加幸福”的报告。提倡让大多数老年人离开照护机构而回到家中接受服务。
——摘编自石琤《英国养老服务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养老院的发展，其推动力一方面有历史的沿承……到了近代，这一历史惯性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则与西方国家的榜示有关。19世纪下半叶，我国近代一些思想先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纷纷提出效仿西方，设立养老院。冯桂芬要求推行养老室等感善救助组织。……上述倡导之外，舆论界也不断刊文，介绍国外的养老院。
——摘编自苏全有《有关近代中国养老院的三个问题》
材料三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以健全“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发展目标。
——摘编自石琤《英国养老服务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近代中国养老院发展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制定《“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意义。
材料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春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其命郡国有谷者, 给禀（送给）高年、鳏、寡、孤、独、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
《文献通考》记载，宋朝灾情不严重时,开当地仓廪放粮或是平粜（平价卖粮）,如果不够的话再转运其他地区的粮食,如果还不够就从当地富人中募捐粟米。倘若灾情严重,地方力量不足以救济,便动用中央库存金帛。1098 年，朝廷颁布居养法，“诏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摘自《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本文所依据的史料包括：其一是唐宋时期的档案文献，如《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等；其二是正史，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宋史》等。
——摘自《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朝的救灾方式出现的新变化，简析古代中国救灾方式进步的历史条件。
（2）试评析材料二中两种史料的价值。
古代中国疾病疫情概况
| 时间 | 流行病疫灾概况 | 病疫区域 | 主要举措 |
隋、唐、五代 | 隋末唐初频繁，疫灾频率12.4%；盛唐最低；安史之乱后135年间发生9次，后期的7次相当严重。唐末至五代，疫灾频繁。 | 隋朝北方病疫多于南方；唐朝与五代南北基本平衡。北方疾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三角洲。 | 政府主编并颁发《诸病源候论》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防控：颁行医方、派遣官员贩灾送药：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法重饮食及饮水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等。 |
两宋 | 瘟疫共45次。宋建立后103年内共10次。 宋末64年间共发生5次瘟疫，严重瘟疫出现3次。春夏发病有31次 | 南方比北方多，东部比西部多，其中涉及浙江省的瘟疫最多，都城比其他地区多 | 中央设太医局，地方设惠民药局，北宋设立官药局，还设校正医书局，专事校勘、整理医学文献。政府将“疫灾”提升为“四大自然灾害”之首。 |
明朝 | 276年共发生疫灾330次，前期疫灾次数少，中期和后期次数多。夏季最多，冬季最少 | 南方较多、北方较少 | 惠民药局予以继承；明中期以后，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公立和私营的医院开始普及，州、府、县几级行政区都有医院。 |
| 清朝 | 269年共发生大、小瘟疫149次。前清197年中有84年发生了疫病。1840年以后，疫病发生的频率和影响范围明显上升 | 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的规律。浙江、江西、福建、山东等省的疫病发生频繁，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病的发生频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 江南地区大多数惠民药局中，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之所偶尔发挥作用。私营医院更为普遍，民间医生刊刻医方散送民众，利用自身力量影响官府进行救治 |
——以上材料摘编自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张剑光《三千年疫情》等医学著作
从材料中提取至少两条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