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实验方法和实验程序越来越复杂，科学活动愈加需要正规训练，因而到19世纪末时，科学家成为全职的专业人员。进入20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机构被合并到大学系统，他们在大学、科学和军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盟；民间和（企业）法人的研究与发展，结合成为有同样观念的知识生产机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曾经在大学内部盛行的规范和价值。到19世纪下半期，交通的便利增进了个人间的接触，科学期刊与学会会议使一切研究者随时都可以得知新的成果。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学术活动各自为政的现象已不复存在，科学再度国际化。

——摘编自韩彩英《论19世纪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及科技文明的形成》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形成以国家目标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的“大科学”与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小科学”协调发展的国家科研体系。英、法、德等科技强国充分发挥科学传统浓厚和基础研究扎实健全的优势，不断调整、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这些科技强国积极推动科学和技术深度交叉融合，强化竞争优势。如美国圣地亚哥、波士顿以及旧金山湾区是生物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聚集了奔驰、保时捷等著名汽车制造商以及世界第一大汽车技术供应商——博世集团。

——摘编自白春礼《科技强国建设之路：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   社学作为传统中国的官立初等学校，主要设在汉族地区。康熙、雍正、乾隆都强调举办社学，以“化民成俗”“广育群才”，使百姓庶民“驯归礼义”，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移风易俗”。清廷还在边远地区广设“义学”，招生对象从“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扩展为少数民族“秀良子弟情愿读书”。科举制下，从中央国子监到地方上府、州、县各级官学只有考课而无教学。社学、义学却一直较好地行使着学校的教育职能。政府一再标榜，设置社学、义学的目的，是让庶民子弟，“凡愿就学者，不论乡城，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

——摘编自陈剩勇《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

材料二   初等教育成为英国国教和新教间激烈交锋的战场。英国议会于1833年第一次为初等教育拨款，由于国教派开设的初等学校占大多数，因此得到的拨款也最多。1833年的工厂法首次规定了关于童工的受教育时间。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立法，1876年的法案要求地区必须选举出学校出勤委员会来管理与监督相关事宜。在1876年改革法后，大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不论是工人阶级自身还是英国政府都更加意识到工人阶级子女接受教育的必要性。1891年法案承认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可以使儿童免费入学。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英国几乎已经不存在文盲了。“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以阅读圣经或是遗嘱”。

——摘编自于湛瑶《历史视角下英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

材料一   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总额占世界的50%，以后虽因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兴起而比重有所下降，但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英国仍处于世界工业、贸易、金融和海运中心的地位。1825年，英国废除了机器出口禁令。1851年，英国在伦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博览会，向世界展示了大量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从此，英国向各国提供各种机器设备，承包许多国家的铁路建设，并借贷给各国政府和私人，用来购置英国的机器和工业品。1870年，英国工业制造占世界的32%，采煤量占世界的 51．5%，生铁产量占世界的25%，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2012年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由 22．5%提高到近30%，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500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有73家入围。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力持续攀升，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全球，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稳固。

——摘编自张辛欣《制造强国筑牢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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