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罗马法复兴运动，通常指12~16世纪欧洲各国兴起的罗马法研究风潮，对近代欧洲影响深远。意大利凭借优越的经济与地理条件，成为罗马法复兴的绝佳之地。在该运动中，人文主义法学派应运而生。他们回溯历史，如洛伦佐·伐拉追溯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要求回到原始的罗马法文献，主张恢复经典文本的原貌，通过考察原作探讨罗马法对当时社会的用途。人文主义法学派承认地方习俗，具有民族意识，这促使当时社会进行习惯法的研究，例如法学家杜莫林编纂了《巴黎习惯法》。该学派还认为，法律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引进了当时所能掌握的哲学、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各种科学方法，为法律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在人文主义法学家的努力下，之前长期沿用的《学说汇纂》这种相对松散、碎片化的模式逐渐体系化，法律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综合性体系。

——摘编自何勤华、祝檀吉《罗马法复兴与欧洲法律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体制，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改革开放后、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对国家立法体制作了相应的规定。其中，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1986年地方组织法赋予了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层次的立法体制逐渐形成。

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立法法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确立了立法基本原则，构建了立法权限基本框架，规定了立法具体程序以及立法的监督。

根据人大代表的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这是立法法继2015年后第二次修正。这次修正完善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合宪性审查制度、地方立法权限与机制、监察立法和立法体制机制。

——摘编自汪娟《立法法修改的历史沿革、主要内容和地方立法工作建议》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不断的交融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民族交融后出现的秦汉王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交融后出现的隋唐王朝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古代中国，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各民族之间就能够和平相处，如汉朝对西南、西北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元明清对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政策等。各少数民族在交往中也向往和学习中原文化，儒家文化教育、中央集权制度、开科取士、农耕文明也传到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然而，各民族的矛盾斗争也时常存在，如王莽对匈奴的政治贬损和侮辱性政策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使人口大减，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23年，国民党明确提出要“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为其民族主义增加了反帝和民族平等、自决自治的新内容。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对蒙藏等地区发挥着政治联系和监督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坚持“为土著人民谋利益”的原则，相继出台《筹备移民殖边办法》《蒙古农业计划案》等文件，“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及融合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北部地区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

——摘编自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材料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创举。民族区域自治下，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消除了民族间的相互歧视与压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张雪雁《民族区域自治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材料一   中古后期，西欧大学主要由学者们自发形成和组织，受救皇控制，50%以上集中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南部，其教学与研究以经院主义哲学为核心，辅之以医学、法律等专业学科。14—16世纪，国家或民族教会创办的大学迅速增加，许多城市也在原主教学校、法律学校等的基础上相继成立大学，其分布范围向整个欧洲扩展，希腊语、修辞学和文学等“博雅课程”被认为能“发展那些蕴涵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而日益受到重视。

——摘编自易红郡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政府新创办了各类国立农学院、高等商学院及多科性技术学院等一批新大学，主要训练管理人员和科技人才，拿破仑还授予巴黎多科工艺学校“为了祖国的科学与荣誉”的旗帜。此外，企业家也创立或资助了一批大学，如欧文斯创办的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剑桥、巴黎等传统大学在古典学科与神学之外，加强了对自然科学课程的研究。各大学相继设置了图书馆和实验室等研究设施。此外，大多数大学中兴起了诸如德意志“青年协会”式的学生组织，号召“民族团结”“为祖国服务”，反对犹太主义与斯拉夫主义。

——摘编自贺国庆《高等教育的重大转折——工业时代欧洲大学的变革》

材料一   （孝文太和元年三月） 李安世上疏曰： “窃见州郡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帝深纳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

——摘编自《通典·食货典》

材料二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

——摘编自《明史·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