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进入20世纪以后，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强烈的呼声之一，清政府也采取了从“变通科学”到“废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等一系列措施。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于科举的附庸地位，有利于教育的独立和教育的社会化、普及化。传统的私塾、书院采取授徒的方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儒家经典，其目的在于获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学堂采用课堂讲授和分专业、分课程教学，内容除保留部分“读经”课程外，还增加了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据统计，在清末的普通学堂（含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里，“读经”课程平均只占27.1%。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了21种理、工、农、医专业，其中开设的西方自然科学课程有465种。文、法专业中，新设课程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财政、文学、历史、教育、商业、银行、哲学等。相对于八股诗赋、四书五经来说，这些真可说是琳琅满目，完全是一个新世界。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

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