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在击退廓尔喀侵略后，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前、后藏的噶卜伦以下的各级地方官员和管事喇嘛的选任，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共同简选；所有当地政教事务，“事无大小，均应禀知驻藏大臣办理”；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大呼图克图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的举行，要受驻藏大臣的监视，然后呈请中央批准，方为有效。其他如审查财政收支、主持对外事务、春秋巡边等，也都由驻藏大臣经管。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建国初期，西藏地区曾是两种政权并存，经过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逐步过渡到区域自治。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方面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西藏地方政府，中央不予变更；另一方面也规定，有关西藏国防、外交等重大事宜，由中央驻西藏的代表统一管理，同时在昌都地区已成立了具有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人民解放委员会。1956年4月底，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宣告成立，从而完成了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西藏自治区在1965年9月1日正式设置。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材料一   对中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的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个变动后，在大约5年时间里，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正在着手解决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   20世纪 60年代末,中苏之间已由意识形态的论战发展为全面的政治军事对抗。因此，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加剧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美国政府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下,毛泽东依据世界力量的消长变化,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抓住了主要矛盾。为改变中国的不利处境，争取主动,中国作出了调整对美政策的决定。实践证明,这一重要举措,对于中国外交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适时地调整了外交政策,将“两个拳头打人”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将国家利益作为其重要依据。

——摘编自郭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调整》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统治者就曾提出对四方蛮、夷、戎、狄四大民族集团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主张。据《史记》载汉朝时对降服的匈奴人“因其故俗为属国”，所谓属国，就是因其俗，存其国号，而属汉朝。属国内的管理制度，则仍按原民族的制度即因俗和利用原来的统治者而治。这种体制后来扩展至南方和西南的许多民族地区，如在氐羌设立金城属国、广汉属国等。魏晋南北朝时曾建立了许多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这些政权在法制上主要采取了以汉法治汉人，胡法治胡人的双重统治体制。《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法律论”，公开确认各民族的“本俗法”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这是对秦汉以来对各民族实行“因俗而治”措施的法律化、制度化。清朝曾制定了一部专门适用于蒙古的法规《蒙古律例》，《大清会典》记载“国家控驭藩服，仁至义尽，爰按蒙古风俗，酌定律例”。在这部法律中，“凡蒙古犯罪皆论罪”，即用罚牲畜取代清朝法律规定的刑罚。综上所述，“因俗而治”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法制原则，它对维护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苏钦《论古代民族法制中的“因俗而治”》

材料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适当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九届全国人大成立了以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为组长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小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于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

——摘编自马启智《新中国60年民族法制建设》

材料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期间，高度重视构建新型的民族关系。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区情是少数民族众多，且经济文化落后，民族与汉族间隔阂严重。邓小平认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他主张在政治上，通过“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在经济上，“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通过组织贸易活动“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在文化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通过“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

——摘编自田姝《邓小平与重庆的不解之缘》

材料一   清朝前期“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前古”。满洲八旗作为“国之根本”，由皇帝直接统辖，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外藩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藩部”地区保留了原有的扎萨克制、伯克制和政教合一制，同时国家也通过盟旗制度和设置驻防大臣等措施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国家对内藩蒙古实现了直接管控，在西南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中央设立理藩院专司“藩部”事务，其制定的《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等开创了民族立法的先河。对于大小和卓等叛乱，清政府坚决打击；对于勤政爱民、守土固疆的王公，则授予高官厚禄。

——摘编自《大清会典》《清史稿》

材料二   民族自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主要内容之一，至于如何实现自治则需要选择合适的模式。在苏联，列宁主张“民族自决”并领导建立了苏维埃联邦。在中国，中共二大提出在蒙古、西藏、回疆成立“民主自治邦”。1927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条件”，并将自决权理解为分立权。1931年共产国际进一步指示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对国内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1947年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机构一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1949年，《共同纲领》明确提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摘编自彭谦等《流变与演化：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百年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