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可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它标志着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摘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控制体系。新中国初期的城市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应该说是成功的，是从当时实际出发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较为成功的选择，它有效地实现了部分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强大的基层组织体系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材料一   1949年10月，英国卫生大臣贝文就主张彻底改革地方管理体制，维护城乡的均衡发展。他设想把城镇区和乡村区结合起来，建立238个当局，其中2/3人口在15万及以下，确保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离行政中心10英里的范围内，极少人超过20英里距离。这个想法没有成为现实，直到1972年地方政府法，才废除了原来的1086个城镇区和乡村区，而设立了296个区。在各个都市郡下基本上都设立都市区，在非都市郡下则设立非都市区。到90年代，郡和区都为单一当局所取代，通常包含城市和乡村地区，从而把乡村腹地与城镇中心联结起来衡发展的基本事实。

——据陆伟芳《20世纪新格局：行政区划分与英格兰城市化的深度发展》

材料二   1978年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农转非”人数增多，改变了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出现了城市人口逆流到农村的情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明确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落户，户籍管理由指标控制向准入条件控制过渡；1985年公安部发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提出“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为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有序转移，公安部分别于1997年、2001年出台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总体而言，1984—2001年中国城乡户籍壁垒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很多中小城市基本放开了户籍制度，甚至有些大城市也悄然放松了落户限制。

——据郭君平《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结构性失衡及重构方略》

材料一   我国古代典籍中城市规划相关记述表   

材料二   官方传统：涉及地方府县城市皆须建置官方设施，如坛庙、救济场所、学校、仓库、旌表申明设施等，对选址、规模、式样等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民间传统：参与选址、择向、山水格局建构等工作处理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人工建设中的具体工程技术问题。

士人传统：保障着官方法规以适当的方式落实于城市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状况之中，不懈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孙诗萌《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

材料三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威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桂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一 我国城市规划历史悠久。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王城方九里，公城方七里，侯城方五里，爵城方三里。”《管子》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摘编自尹家琦等《西周时期城市规划理念探讨》

材料二 近代中国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主要是一些开埠通商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少数开埠通商的新兴城市现代化发展较快；而原来那些历史悠久，经济较发达的内地城市由于处于封闭状态，现代化起步更晚。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通过开放城市传进中国，而开放城市的社会经济的日益现代化，也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各种以传播现代知识文化为目的的新式文化教育机构应运而生，日益发展。近代中国城市愈发展，农村就愈落后。这些城市在文化上与周围地区相对疏远，在经济上则被当成是获得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这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许多已形成的城市通过举行起义、成立公社、谈判妥协，开始实行城市自治。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当西欧封建社会的乡村耕作者仍然受到贵族的种种迫害时，城市中已经建立了秩序和良好政府，确保了人民的自由与安全……每个人以他的城市为骄傲，并且自觉地献身于城市的繁荣。”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编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二近代开埠通商，是政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应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振兴实业和创办新式学堂等，促进各地城镇手工业、工场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城市主要功能开始嬗变。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和设立城市管理机构等，从制度上规范了城市的发展。通商口岸与国际市场接轨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加，大量商人聚集口岸城市，城市的集散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近代工业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沿海沿江城市兴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它改变了城市经济的结构，增强了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职能。市场与城市的互动，促使经济重心和布局的调整，也促使市场网络和城市体系的重构。聚集在城市的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会馆、同乡会和慈善组织等传统社团逐渐转换角色，更多地介入公共领域。由知识分子、实业家商人等组织的新式社团，在一定范围内行使着公共职能，社会力量开始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推动力。

——摘编自张利民《我国近代城市发展动力分析》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西欧城市自治运动的特点及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的背景并指出其主要推动力。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化发展的看法。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至宋代已达到一个高峰。江南地区的城市尤具代表性，其人口之稠密、工商业之繁荣，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丽繁盛的城市”。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稳固了江南城市在古代中国经济地理中“独占鳌头”的地位，引领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经济支柱”与“核心功能区”；江南地区城市成为古代中国各类人才的聚集地，为城市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 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三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伦敦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城市发展带来的所有问题。于是，大量普通人群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