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1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阿拉伯人向欧洲的扩张得到遏制，东西方的势力达到暂时的平衡。不断骚扰欧洲大陆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退了回去，东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入侵也被击退了，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复苏。到公元11世纪，商业与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业最先发达起来。

市场的需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生产。很快，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也加入到城市生活的行列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一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兴起，便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到13世纪中叶，在欧洲业已形成了前工业时代的城市网络。

——摘编自黄洋、付昱《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材料二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开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开埠通商城市获得优先发展，部分城市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汉口等大城市。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使伦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19世纪末更是达到了500万人。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需求，原有的地区自治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触发了1855年的伦敦管理制度改革。改革道路呈现出由地方自治逐步转向集权管理的趋势，改革建立的双层管理制度最初以教区委员会为基础，体现了对地方主义思想的尊重，之后随着一级管理系统的膨胀，次级管理系统受到压迫，双层管理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一级管理系统转移。1855年的改革未能解决存在于城市内部的诸多矛盾，但是它通过《伦敦地方管理法》建立起一套双层城市管理制度，这一创举为此后的大城市管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材料一：我国古代典籍中城市规划相关记述表

材料二   官方传统：涉及地方府县城市皆须建置官方设施，如坛庙、救济场所、学校、仓库、旌表申明设施等，对选址、规模、式样等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民间传统：参与选址、择向、山水格局建构等工作处理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人工建设中的具体工程技术问题。

士人传统：保障着官方法规以适当的方式落实于城市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状况之中，不懈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孙诗萌《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

材料三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材料   1868年，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前的十字路口安装了世界上第一盏煤气交通信号灯。它由一位警察牵动皮带操作：红灯停，绿灯行。此后，伦敦这个最繁忙的路口交通秩序有所好转。

1903年，美国第一次提出建立红绿灯信号、行人安全岛、人行横道标志等设施，后为世界各国所仿效。

1914年，美国出现了由电力驱动的交通信号灯，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了便利。美国汽车制造业迅猛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对城市道路通行提出更高要求。此后，美国开始把多个交叉路口信号灯连接为一个联动信号系统，由人工集中控制，使路口通行能力有所提高。

1926年，英国第一次安装和使用自动化的控制器来控制交通信号灯，成为城市交通自动控制的起点。

1952年，美国丹佛市首次把模拟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交通信号灯控制。

1964年，加拿大多伦多市建立了一套由计算机控制的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系统，成为道路交通控制技术发展的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交通状况日趋恶化。人们认识到，只有综合考虑路口交通流与信号控制方案，并完善配套的城市交通法规，才有望改善城市交通，解决相关社会问题。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应运而生。

——据郑祖武《城市道路交通》等整理

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巴黎流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形式——沙龙。贵族与富有市民、艺术家与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离宫廷和教会的新的公共空间。19世纪后，随着沙龙主人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日渐缩小，沙龙日趋衰败。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壮大，一种更开放、更大众的生活方式来到人们身边。1866年，巴黎公共舞会达到1000多个，1870年前后，适应大众阅读与休闲的咖啡馆有2万多家。此外，各种音乐团体、俱乐部、文学阅读室层出不穷。

——摘编自汤晓燕《十九世纪巴黎社交生活的演变》

材料二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其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与“市”是相分离的。到宋代，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中，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在此同时，在交通干线或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两宋时期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摘编自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

材料一

德国城市化发展真正驶入快车道是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帝国统一后，德国的城市化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城市急剧增多，规模扩大。如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莱比锡发展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德国电气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密切关系。……1835年，巴伐利亚首次建成德国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全长6.1公里，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德国已经形成了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德累斯顿等铁路交通中心，形成了4大铁路交通网。从19世纪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随着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德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主张城市自治，废除农民封建义务以及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普鲁士式道路”的胜利和农奴制的瓦解，巨额“赎金”部分转化为工业资本，大批破产农民转入工矿企业成为自由劳动力，容克农场扩大经营，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工业品开拓了销售市场。

——摘编自李富森《近代德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俾斯麦时期所通过的三部保险法即1883年《疾病社会保障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养老和残疾保险法》。俾斯麦解职后，威廉二世于90年代提出劳工保护立法；1911年三大立法与其他新增法典被并称为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险法典；1911年增《遗族保险法》和《雇员保险法》，直至1912年新扩大的保险立法的受保对象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工人。……社会保险政策的出台不仅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职能和作用，这既得益于工业化的成果，也是对工业化所带来负面效应的有效缓解。

——摘编自徐旭华《德意志帝国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   宋太祖曾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日两餐的传统饮食制度发生改变，变为一日三餐。酒店夜间营业成为刚需，并出现了灯箱广告。夜市的经营时间不断延长，甚至通宵。自此，夜市由原来的非法交易变为合法经营，州桥夜市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美食美味各具特色，应有尽有。马行   街夜市里出现了很多“瓦子”,表演杂耍、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宋朝各大城市的夜市 “侵占官道，接造浮屋”“起造屋宇，侵占河岸”。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街道司负 责街道卫生管理，“每日扫街道垃圾”。据《铁围山丛谈》记载，马行街的油烟污染，致使   蚊虫不生。潘楼街鬼市杂有假冒伪劣商品，是出售来路不明之物的专门夜市场。汴京相国寺市场也被称为“销赃所”。

——摘编自铁引《<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与大宋的地摊经济》

材料二   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 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 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 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 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