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厢房制度形成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世纪英国伦敦城市治理转型成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与近代英国城市治理的异同。
材料一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可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它标志着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摘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控制体系。新中国初期的城市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应该说是成功的，是从当时实际出发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较为成功的选择，它有效地实现了部分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强大的基层组织体系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明江南地区市民社会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意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国家允许市镇在自治范围内决定市镇事宜，甚至给予其政治实验的权力。地方分权改革后市镇自治权力加强……市长作为地方的实权人物领导地方自治，抵御着来自其他层级政府的干预。……法国市镇自治仅是市镇从其他层级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市镇作为整体相对于外界控制而言实现自治。但市镇内部治理中地方精英将民众排除在外，这种自治对民众来说依然是集权，只不过集权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转变成地方精英。地方集权之恶远甚于中央集权，精英集权既阻碍中央的调控与监督，又阻碍地方民众的知情与参与。
——摘编自武贤芳《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之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谘议局，并颁发了《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办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法国与晚清中国城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法国与晚清中国城市治理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城市治理的历史启示。
材料 19世纪前期英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住房拥挤不堪。城市发展和建设毫无规划可言,城市街道曲折狭窄,联排式、大杂院式和“背靠背”式房屋充斥新兴的大城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窟、瓷器区以及伦敦的贫民窟令人触目惊心,公共设施则几乎等于零。随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英国社会民主化运动已逐步走上稳健的正常轨道。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主要有中央立法和城市地方立法两种。在中央以1835年的《城市自治机关法》为开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由市议会、市长和市参事会组成的新市政府,履行日益扩大的社会管理职责,从市政公共设施到街道、供水、垃圾和交通,再到精神生活的基础设施,如公园绿地、学校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地方建设基本完成。到20世纪初期,经济领域中垄断与集中思想的抬头,政治领域中国家机器也日益加强,并将权力日益集中化,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行政管理。英国城市政府改革进程为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精神。以19世纪中下叶各城镇建设市政厅为例,当时市政厅被当作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市政厅的建筑与否、建筑的风格、建筑地址、预算、招标等都在公开的原则上进行。人们不仅仅把市政厅当作宏大的办公楼,而且把它当作是进行盛大的招待会、音乐会的场所,因此市政厅客观上具有议会厅、法庭、音乐厅等其他功能。市政厅已是群众提升其自身境界的工具。
——摘编自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与民主化进程》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近代城市政府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回答英国近代城市政府改革的特点。
材料 1868年，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前的十字路口安装了世界上第一盏煤气交通信号灯。它由一位警察牵动皮带操作：红灯停，绿灯行。此后，伦敦这个最繁忙的路口交通秩序有所好转。
1903年，美国第一次提出建立红绿灯信号、行人安全岛、人行横道标志等设施，后为世界各国所仿效。
1914年，美国出现了由电力驱动的交通信号灯，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了便利。美国汽车制造业迅猛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对城市道路通行提出更高要求。此后，美国开始把多个交叉路口信号灯连接为一个联动信号系统，由人工集中控制，使路口通行能力有所提高。
1926年，英国第一次安装和使用自动化的控制器来控制交通信号灯，成为城市交通自动控制的起点。
1952年，美国丹佛市首次把模拟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交通信号灯控制。
1964年，加拿大多伦多市建立了一套由计算机控制的交通信号协调控制系统，成为道路交通控制技术发展的里程碑。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市交通状况日趋恶化。人们认识到，只有综合考虑路口交通流与信号控制方案，并完善配套的城市交通法规，才有望改善城市交通，解决相关社会问题。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应运而生。
——据郑祖武《城市道路交通》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灯诞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城市交通信号灯的发展历程，说明技术进步给城市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材料一 我国城市规划历史悠久。在《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王城方九里，公城方七里，侯城方五里，爵城方三里。”《管子》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摘编自尹家琦等《西周时期城市规划理念探讨》
材料二 近代中国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主要是一些开埠通商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少数开埠通商的新兴城市现代化发展较快；而原来那些历史悠久，经济较发达的内地城市由于处于封闭状态，现代化起步更晚。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通过开放城市传进中国，而开放城市的社会经济的日益现代化，也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各种以传播现代知识文化为目的的新式文化教育机构应运而生，日益发展。近代中国城市愈发展，农村就愈落后。这些城市在文化上与周围地区相对疏远，在经济上则被当成是获得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念。(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材料一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最突出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工厂的污水排放污染附近河流，城市用水卫生条件差。其次，人口迅速膨胀还带来严重的住房拥挤问题，两人以上共住一间房间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再次就是交通拥堵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城市化变革中新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例如，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极大不安定因素，犯罪率的提高也是一个普遍规律，1805—1848年英格兰犯罪人数由4605人上升到27816人。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逆城市化渐成趋势，其城市化水平由1931年的80.4%减至1960年的78.44%，此后的50多年基本不再增长。
——摘编自任泽平《英美城镇化经验与中国城镇化趋势》
材料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英国人口开始大量向小城镇迁移，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迅速兴起。为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英国政府实施了逆城市化行动，将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向小城镇转移，以期带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小城镇整体经济发展，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随后，英国大企业总部落户小城镇也渐成趋势，例如，英国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英国燃气公司总部设在温莎小镇。许多跨国企业也把英国总部设在了小城镇，如能源企业E.ON的英国总部在考文垂小城，丰田英国总部在朴次茅斯小城。
——摘编自许燕红《伦敦逆城市化发展“小而精”》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出现逆城市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 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首先是一次生产力的全面革命，改变了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经过工业革命，纺织、冶金、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成为英国工业的五大基本部门。在工业地区，新的城市纷纷诞生并不断膨胀。农村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和农业在经济中的比例都降到次要地位。政府颁布一系列法案，如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1844年《工厂法》、1847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8年《公共卫生法》等。到1851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52%。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聚集，而且也引起城市建设的发展，包括城市交通、城市公共卫生以及城市房屋建设等等。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过程。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1978到1995年乡镇工业突起，外资流入工业企业，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1996到2013年外资和城镇建设共同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2013年以来城镇化对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化。轨道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化的电讯、信息、互联网、物联网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气的公用基础设施在城市普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领域开拓创新和艰辛探索的结果。
——摘编自倪鹏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材料对应时期英国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1880—1912年，德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41个增加到94个，人口由530万增加到1770万。1875年普鲁士制定了城市管理法规，不是一切问题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警察局和建筑师组成协调合作班子，统一规划城市，政府与建筑师共同起草方案，经市民广泛讨论。德国基本上是保留原有的老城区，使其成为商业中心，以一个中心城市为主，使周围小城镇发展成多中心的城市郊区，这就使居民和住宅相对分散在古城区的四周，同时也解决排水、供暖及教育等问题。
——摘编自肖辉英《德国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材料二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总数达5765万人，比1893年增长1.45倍，城镇人口的比重由6.0%上升到10.6%。同期欧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国为51.8%。1900年以前10万人的城市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后京津和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也较快。至1947年，天津人口达170万人，在产业工人和工厂数目等城市经济规模方面仅次于上海，而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末德国城市化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材料一 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起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态，和工业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子”，它们就像两个车轮，承载着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了50%，率先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启动了城市化进程。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使得重化工业取代纺织等轻工业而成为主导产业，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
——摘编自周跃辉《西方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有着一系列的局限。一方面，由于城市变革更多的属于外力冲击下的被动过程，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加上持续动荡的社会环境，因而始终徘徊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只能说是“半截子”近代化；另一方面，近代因素在中国社会的渗透和扩散，在地域空间上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口岸地区与非口岸地区，在近代化形式和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移植，必然与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透视和现实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近代城市化的原因和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城市化存在的明显不足及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