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   英国毛纺业在15、16世纪成为民族工业，以科茨沃兹为中心的格罗斯特郡，与邻近的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毛纺织区。随着毛纺业发展，新兴纺织城镇和纺织村庄遍布科茨沃兹地区。但这种基于传统手工技术和旧有组织方式的生产，难以抵挡新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冲击，科茨沃兹所在西部毛纺区不但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甚至还未紧随。这个英国原工业化“先锋”，在迈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西部原有毛纺业城镇逐渐“空心化”。

从中世纪起，科茨沃兹当地人普遍用这种岩石筑房，其建筑的样式与色泽别具风格，加上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赭色的岩石、遍布的毛纺业遗址，使得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1966年，科茨沃兹被规划成英格兰最大的“卓越自然美区域”而进行建设。2000年被列为国家公园。随着乡村旅游成为科茨沃兹经济新增长点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该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大工商业都市区。

——摘编自刘景华《科茨沃兹：城镇化进程中成功转身的美丽乡村》

材料二   在旅游开发晚于周庄、西塘等同类古镇的背景下，另辟蹊径的“乌镇模式”成了国内古镇旅游开发的典范。乌镇文化遗存与水乡风光在精心保护中得到了传承创新，成了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次的“梦里水乡”。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乌镇为“圆心”，苏嘉湖交界区域奏响了共同富裕“交响曲”。2013年5月，由陈向宏、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共同发起的首届乌镇戏剧节举行。乌镇当代国际艺术展、木心美术馆……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像乌镇戏剧节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乌镇从“旅游小镇”“度假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的“文化小镇”。2014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以来，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从12家增至1000多家。

——摘编自新华网《乌镇如何成为“世界级”》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材料一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居民稠密、厨灶连绵，宫廷以及富户多用珍贵木材建房，而一般人户则多用普通木材或者用茅草建屋，屡有火灾发生。两宋时均有火灾防治的诸多法令，要求拓宽街道、扩大房屋间隔。宋真宗曾下诏要求陕西地区的军营将茅草更换为瓦片；宋高宗多次下诏改建房屋，“累令撤席屋（茅屋）作瓦屋，不奉行，比重罪当加重”，并要求在有火灾隐患的地方只允许建五十间房屋，各自留出一条宽三丈的防火巷，以阻遏火势蔓延。宋仁宗挑选精干军士，建立了中国最早意义的专职消防队——军巡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走街串巷地巡查火禁施行情况，并负责火灾的扑救工作。但军巡铺缺乏集体操作的强力拆卸工具和远程射水工具，灭火手段存在很多不足。

——摘编自张雅雯《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等

材料二   1949年11月成立公安部之初，新中国的消防工作就被纳入公安部治安行政局管理。1955年举办第一期全国消防训练班，系统地教授防火灭火理论、灭火战术、操作训练和技术装备的性能与使用等知识，此后，定期向广大群众传授防火灭火知识为惯例。在公安消防队外，企业专职消防队及群众性义务消防队陆续组建起来。1956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公安部消防局科学研究所及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消防科学研究所逐渐建立。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消防监督条例》颁布，消防工作与体制建设走上了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丁懿斐《在光辉旗帜下——新中国消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等

材料一   “大上海计划”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而制定的计划。上海市从1929年7月开始，陆续颁发了《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等城市建设方案。其实，—些有识之士早就萌生振兴华界、抗衡租界的民族复兴思想，也早就开展了一些规划的努力，所以整个计划有相当浓厚的复兴中国的民族主义色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上海计划”被迫停止，但它的制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市区经济的繁荣，改善了城市居住和交通现状，凸显了进行城市规划的必要性与有效性，甚至对解放后进行的整体规划等都产生较强的示范作用。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汇编》

材料二   2022年1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这是沪苏浙两省一市为深入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也是新时代全国第一个以都市因为范围的国土空间规划。规划提出，上海大都市圈将“共筑紧凑开放的空间格局”，建立涵盖顶级全球城市、综合性全球城市、专业性全球城市、全球功能性节点、全球功能支撑性节点的多层次功能体系。

       ——摘编自《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927—1937年，住在城市中的武汉民众的境遇和条件千差万别。交通工具新旧并存，不仅给民众出行提供了多种选择，更拓展了人们都市生活的时空观念。传统的泡茶馆、西来的跑马和电影则是市民奔波生计之余的消遣和休闲。此时，武汉城市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现代性品格，但在日常生活领域，对于传统的固守依然存在。社会转型的力量将现代和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代武汉社会生活的画面。

——摘编自胡俊修等《近代武汉城市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品格和传统性固守（1927—1937）》

材料二   1934年，毛泽东主要从支持和赢得革命战争的视角来思考党内、苏维埃政府如何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毛泽东把建立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作为制度前提，通过建立新的金融制度、开展反剥削的商业斗争和开办专业技术学校，全面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劳动力和耕牛缺乏的问题，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业品的需要，此外还向群众教授手工艺术和工业技术。

——摘编自严九发《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析》

材料三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切实保障中央苏区农民的生活，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给农民提供生产资料，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拓宽收入渠道，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恢复市场，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成立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开展社会救济，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摘编自高汝伟《论中央苏区保障农民生活的政策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