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秦简牍是一手史料，因此其记述更可信 | B．《史记》是正史，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
| C．秦朝历史久远，历史的真相无从考证 | D．多种史料综合分析可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
材料一 从孔子修《春秋》始，以史担当并履行社会责任的做法，便代代传承。春秋战国时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忧惧而作《春秋》，强烈忧患意识化作孔子修史以救世的社会责任感；唐代刘知几身为史官，目睹了史馆种种弊端，怀着对史学事业的敬畏和忧惧，退而私撰《史通》；北宋司马光面对史籍浩繁，皇帝无暇阅读，历史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他立志写出简略有效的史书。以上所列，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史家对修史的高度责任感。这样的责任意识逐渐发展，以至于后来出现了国亡史存的重大责任理念。清代的毛奇龄强调，修成“信史”是史家的责任，“千秋信史，所贵核实”，即历史的真实，这是惩劝的前提。古代史家的责任意识既保障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历史评判的公正性。
——摘编自陈娇娇、张秋升《古代史家责任意识探析》
材料二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1880—1971年）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同时他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几代学人。
——摘编自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史家责任意识的具体内容，并简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
材料一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1902年到1906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战后，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对儒学认识有何转变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后儒学发展的特点，我们应如何对待儒学。
| A．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代价值 | B．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 |
| C．儒家文化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 | D．新加坡政府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 |
材料一 《礼记礼运》是战国末年、秦汉之际儒家学者假托孔子之名的思想集合。其用精炼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人们不仅仅奉养自己的父母，也不仅仅抚育自己的子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子有职分、女子有归宿，物尽其用、人尽其力，“是故谋闭（杜绝）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据《礼记礼运》等
材料二 “理想国”一词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经典著作《理想国》。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柏拉图提出了一套政治方案。在理想国中，男女平等，国民中出类拔萃者被选出来。理想国居民分为三个等级：哲学家王、军人和生产者，他们的德性分别是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部分人各安其位、各任其事，就会实现正义和国家和谐。柏拉图指出，众人虽非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神工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白银，在有些人身上则加入了铁和铜。
——据柏拉图《理想国》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典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和“理想国”的异同并分析其不同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明两种社会构想共同的历史价值。
| A．传统文化蕴含现代价值 | B．以民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
| C．人民民主思想源远流长 | D．政府对传统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 |
材料一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革新的时代”“轴心的时代”。中华文化鲜明的人文主题在这一时期确立；以注重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体悟和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时期建构；重伦理道德、重个人修养、重实用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在这一时期树立；士人集团在这一时期集结；“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机制在这一时期形成。
——摘编自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材料二 战国时代，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宗族“礼法”逐渐松弛以至瓦解；政归大夫、政出家门，甚至“陪臣执国命”的事件层出不穷。这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士的社会地位，士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他们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最早的、基本的成员。
——摘编自《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成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时期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士人阶层崛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