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古典“人本史观”集大成者，在整个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希腊神话中包含希腊人对于“人”的观念的最初思考。公元前5世纪，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初步将哲学的视角指向了“人”。古希腊杰出医者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应更多地着眼于病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修昔底德亲历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和战争的残酷，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既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前人著述，也没有留存的档案、史料，因此他奔走于希腊世界多个地区实地考察，一方面多了解、多询问，另一方面将不同目击者提供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能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并认为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才是导致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而非神明的意志，极力地赞美人、歌颂人，才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加可靠，铸就了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不朽地位。

——摘编自王旭《论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本史观”》

材料二   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先秦史书在断限，即在选择要记载的人事内容范围上比较模糊，如《尚书》大抵记载虞夏商周之事，直至春秋战国史书在断限方面则变得比较确切。《尚书》之诸多篇目简洁却不明了，集中记叙周君主、周公、召公等少数人之言语。至春秋战国，为更有效地记载历史，以被史家所认定的人主活动的时间顺序为目，同时史家开始着重于叙事，其记载的人物数量急剧增加，并且这些人物事件的分布并不是零散的，相同人物的事件分布较为集中，使读史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史实。《左传》时，更出现了“君子曰”的论史形式，编者可以在“君子曰”后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评价等，这是比“春秋笔法”更为明确的以书史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表述方式。

——摘编自蒋迪《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材料一   中国医学史研究认为，甲骨文最早记载了中医学的内容。西周时期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春秋战国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二   1915 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摘编自《独秀文存》

材料三   鲁迅先生在为父求医的过程中，对当时中医的许多弊病产生了直观的认识，这使他成为了一位“反中医者”。鲁迅先生在作品中常常把中医治疗过程中常见的一些迷信、荒唐的手段和中国人无知、愚弱的陈旧国民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中医进行了全面甚至极端的批判。但是鲁迅先生也曾反复研究并且多次赞扬《本草纲目》，说是“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他对其它中医的精华典籍也十分珍重。

——摘编自皮国立《医疗与近代社会——试析鲁迅的反中医情结》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成了拥有多种风格的文化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壁画也发生了地域性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艺术传统的多样性。许多壁画创作将中国传统绘画元素与北方少数民族、江南等地区的艺术中常见的各种手法相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民族的交融促进了中国独特壁画风格的发展，也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摘编自王芷冉《民族融合视域下魏晋南北朝壁画创作研究》

材料二   早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墓葬壁画主要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场景的反映，随着契丹民族的崛起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中后期墓葬壁画逐渐显露出同中原文化趋同的特点。

——摘编自石惠杰等《北方游牧民族古代壁画及其发展现状》

材料三   五代十国时期壁画图像主题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展现了极大的自由性和区域性特点。宋代墓室壁画风格有别于唐代墓室壁画中森严的礼制规范，在题材上丰富多样，且更加生活化，宋代成为继汉唐以后壁画艺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高峰期。

——摘编自金凡茜《宋代墓室壁画中世俗之美演变的成因分析》

材料一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持拔其根，芜弃其本……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

——摘自《淮南子》

（注：《淮南子》为西汉王刘安及其门客所著，于公元前139年献于即位第二年的汉武帝）

韩子不向民主主义去提倡，何耶？韩子亟于救韩之亡，思以极权振起，此其所以不言民主也……秦国强暴，韩与秦为近邻，秦人割其土地，夺其资源，奴其人民，侵略无已止……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

——摘编自熊十力《韩非子评论》（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

材料二   “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摘自《商君书》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摘自《韩非子》

材料三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一   西周末年，太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春秋时齐相晏婴继承他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和与同异”。孔子基于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继承并发展前人关于“中”与“和”的观念，提出了中庸思想，进而上升为“和而不同”“和为贵”这些经典命题。子思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庸》中对“中”与“和”这两个观念加以联系，提出中和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家不断充实中和思想的内涵，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哲学智慧。

——摘编自陈苗苗等《儒家中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十月革命后他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

——摘编自杨芳《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明代徽州人继承宋元谱牒纂修传统，掀起了纂修谱牒的热潮。明代徽州谱牒的纂修宗旨主要是“序昭穆、辨尊卑、萃涣散、联属人心、志事实也者，使后世子孙知宗派源流，不忘所自”。在修家谱过程中，徽州人将个人、家庭、宗族与国家统一起来，形成宗族与国家相呼应的良性互动局面。徽州宗族还一再强调谱牒与国史的相通相同关系，为史书善恶并书和谱书隐恶扬善异同辩护。谱牒“忠”“孝”都恪守封建统治者倡导的“礼法”，两者又统一起来。谱牒规范的家与国、忠与孝的关系，是徽州宗族一向标榜的“家国虽殊，忠孝则一”的道理。

——摘编自卞利《明代徽州谱牒的纂修、管理及其家国互动关系研究》

材料二   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谱牒学研究和家谱资料整理工作蓬勃发展。1984年7月，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家谱中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这一通知推动了谱牒研究的开展，尤其是民间修谱。民间修谱走在前面的当推福建省，后遍及全国各地，修谱新浪潮出现。

——摘编自王鹤鸣、王澄著《中国家谱史图志》

材料   鲤鱼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分布和食用价值在先秦时期已经为人所熟知。《诗经·陈风·衡门》一诗中对鲤鱼的记载，将其视为美味的代表：“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此后历代不断有对鲤鱼烹制方法的记载。除了直接食用之外，黄河鲤鱼也进入各类中医文献中，大量药方将鲤鱼肉、眼、鳞、鳔、尾等入药，作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鲤鱼在中华文化中有自己的独特地位。蔡邕最早在词中创造出鲤鱼传书的典故，鲤鱼作为书信代名词的记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延续，并逐渐普遍化。在中国的博物学传统中，往往将鲤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归入到“灵异”之类的文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太平广记》中记述的鲤鱼跳龙门的典故和传说。李白在《赠崔侍郎·其一》中也称：“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因“鲤”“李”二字同音，李唐统治者们对此颇为在意，一度禁捕鲤鱼。鲤鱼成为祥瑞，自唐以后已经基本定型。

——摘编自武强《历史地理变迁语境下的黄河鲤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