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500年后，旧大陆兴起的四大文明生活方式大致势均力敌，各个文明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从未停止，其所占据的土地面积都倾向于扩大。当然，这增加了每个文明中心地区的范围和种类，减少了文明地区之间的隔绝，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这使得一种文化能够借鉴或适应其他文明的因素，这种跨文化借鉴的确是每个独立文明创新的主要刺激因素。

但是，世界四大文明之间的均势状态的确经历一系列震荡。首先希腊文明、其次印度文明在发源地之外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正如中国和日本的印度化，中东地区的希腊化最终被证明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接着，伊斯兰教兴起，并成功地首先向整个古代中东、北非和西班牙（632～1000年），然后向印度、东欧、中亚（1000～1453年）扩张，印度教的印度最终（1565年）丧失了政治独立。因此，穆斯林统治者与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主要来自印度低级种姓）联合起来，限制和压迫印度教徒的世界平衡格局第三次遭到威胁。

——据齐世荣、吴于廑《世界史》整理

材料一   公元前6世纪末，中亚被纳入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成为波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斯国王派遣人员驻扎中亚，设置军事堡垒，并在当地建立较为完善的税收制度。波利斯卫城的档案文书清楚地表明，中亚的行省乃至个人都对帝国负有纳税义务。不少书记官和行政人员，先在帝国中心受训，然后前往中亚就职。连接中亚各行省的“王道”由帝国中央投资新建，成为整个帝国道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人员流动的同时，物资也在中亚与帝国中心之间流通。中亚为大流士一世在苏萨的王宫提供了黄金、青金石和象牙等。中亚地区历史遗存中的聚落和宗教建筑等，都体现出古波斯帝国在当地进行了实质上的统治，波斯帝国加强了中亚与邻近地区的交流，为东西方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大流士一世时期开始，中亚已被全面纳入波斯帝国体系之中。

——摘编自吴欣《帝国印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中亚的统治》

材料二   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灭亡萨珊波斯后，对中亚进行统治。在百余年的统治中，帝国派出总督、建立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镇压中亚人民的反抗。据《布哈拉史》记载，布哈拉的卡什卡瓦族部落在武力强迫下，将所住房屋全部让给东迁的阿拉伯人。撒马尔罕的居民被迫从城镇中搬走，给迁移至此的阿拉伯人居住。阿拉伯人对农民和手工业者课以苛捐杂税和实物贡赋，并强迫他们无偿修筑桥梁、城墙及开挖渠道等。阿拉伯哈里发要求中亚地区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企图在此建立长久的统治。宗教冲突以及经济恶化，孕育着阿拉伯人与当地居民对抗的种子。当然，阿拉伯帝国的治理进一步加强了中亚在东西方贸易史上的地位，为丝绸之路交流创造了条件。

——摘编自赵永伦《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初探》等

材料   一场暴风雨的到来，在洗涤一个旧世界的同时，也冲刷出一个新世界。蒙古帝国的兴亡皆具有这种历史意义。由于亚欧大陆是世界古代史的核心地区，蒙古帝国在亚欧大陆东、中部的迅速崛起与旋即覆闻都刮起了世界历史上的巨大旋风，具有影响世界历史全局的意义。蒙古帝国的打通了亚欧大陆文明之间的地理分隔，亚欧大陆各文明并未退回到原来的区域空间，而是凭借蒙古帝国打开的广阔视野，踏上充满未知、充满风险，而又机遇无限的历史征途，世界近代史由此开端。

——摘编自赵现海《十字路口的长城：明中期榆林生态、战争与长城》

材料一   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50年是希腊人向海外移民的高峰时期。在地中海西部殖民是为了运入金、银等贵金属。黑海沿岸的殖民是为了控制粮食运输要道。在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建立殖民地的地方，希腊人只建立商贸城市。殖民城邦的创建者仍可保留原来城邦的公民身份，殖民城邦与原城邦犹如子与母，在感情上有密切的关系，文化上也承袭母邦，但政治上基本独立。这些殖民城邦不仅是商贸中心和农业小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港口。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人的足迹已遍及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地方。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埃及，亚历山大不惧旅途艰险，亲自朝拜阿蒙神喻宣示所，感动得僧侣们直呼他是神的儿子。在巴比伦，他下令将薛西斯毁坏的马都克庙宇连同其他任何被波斯毁坏的庙宇都一一重建，他还亲自祭祀马都克。他不仅在一般城市，即使一些重要的大城市如苏萨、巴比伦等地也任命当地贵族出任总督。他号召马其顿士兵与当地居民联姻，并给予他们免税的优惠政策。他带头娶波斯帝国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的女儿为妻。亚历山大曾让三万波斯青年穿上马其顿服装，按马其顿的军训制度进行操练，组成一支强悍的骑兵队伍。

——摘编自宋慧娟《评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