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朝开创了全国高度统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以后各朝代继承。两汉时期，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魏晋时期，立法频繁，礼教被确认为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过程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是为中国法律制度传统的确立。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总体上不再有重大的发展，唐律先是被宋朝沿用，又被明朝当作立法的蓝本。明律本身被清朝沿用。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巨变，而法律的变化却相当滞后。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了根本改革法律制度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实际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中华民国时期迅速制定并颁布了一批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法典，其实际施行的情况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只是“书面法”而已。

——均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在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展开斗争，将油价一举上涨70%。伊拉克宣称必须给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一个打击。经过斗争，石油价格不再由美国一国垄断，阿拉伯产油国可以直接提供石油给西欧、日本，打破了美国在石油开采和销售的垄断权。由于阿拉伯产油国的区别对待政策，欧共体绝大多数国家纷纷宣布禁止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在本国港口停靠，不再支持以色列。法国外长若贝尔谴责美国企图同苏联“垄断中东问题的解决”，使欧洲成了“这场冲突的牺牲品”。据英国《石油经济学家》估计：以美资为主的世界七大石油公司控制的世界产量从1972年的73%降到1975年的30%；另外，过去石油贸易的85%是在国际石油卡特尔下属的子公司之间进行，1976年，石油输出国组织自行出口的原油已占其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程凌雷《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石油斗争与世界多极化》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材料魏建功（1901—1980），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以下是其部分生平简介：

材料从1928年7月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到1934年10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彭德怀指挥千军万马，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在创建湘、鄂、赣、阈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进剿”、“会剿”和“围剿”，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造就了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与军事指挥才能，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为坚守井冈山、推动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和保卫扩大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湘、鄂、赣、闽艰难困苦的七年革命斗争实践中，彭德怀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任军长开始，逐步成长为红三军团总指挥、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员兼三军团军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胜利地组织指挥过众多重大的战役、战斗。1934年1月彭德怀被补选为中共中央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成为中央苏区主要领导成员。

——摘编自魏清源《略论彭德怀在湘、鄂、赣、闽根据地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开始着手整顿崇宁五年（1106）以来被荒废的各项货币政策，“复广、患、康、贺州旧铸夹锡钱监”，恢复夹锡钱的铸造和通行，国内货币市场内流通的夹锡钱数量再度迎来铸币高峰。同时蔡京也对小钞的定位做了调整，“勘会外路当十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颁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给限满不纳入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铸钱法施行。”即以一当三，若超过兑换时间仍持有私铸当十钱，就以罪论。这是蔡京逐步淡化小钞吸收当十钱的重要举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民间流通的当十钱必然不可能尽数交纳，但是实际上宋廷给予百姓的补贴也是比较适配大钱实际价值的，也能够吸引百姓前往兑换。所以这条诏令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否定民间对当十钱的私铸，同时肯定了官方当十钱的再次流通，这对打击民间盗铸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齐德舜《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材料一   1861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宣布农民可依法赎买份地为己所有。同时规定：“只有经过地主允许农民才能得到包括宅园地的土地所有权并长期使用。”1881年，政府强制农民从1883年1月起必须进行赎买。农民赎买土地的价格远远超过土地自身价值。为此，政府创建农民土地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改革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农民份地超过村社最高人均份地标准，那么地主有权将多出部分划归自己直接支配”。由此，仅黑土区（农业区）就有864560块农民份地遭到割地的命运，占全部分地的50.1%。农民不得不尝试租地、买地，甚至垦殖新地以增加土地使用面积。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二   明治政府宣布根据土地实际支配权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并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地券，“地券乃土地所有者之公证及纳税之标目”。农民在封建时代从领主手里领有的世袭份地从法律上正式归农民所有，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也得到正式承认。与此同时，全国近1/3已将土地抵押、典当出去的农户却丧失了土地所有权，沦为佃户。1872年3月，明治政府又宣布：“自今四民皆许买卖持有之（土地）”。同时，允许农民耕种自由，废止了压制商品性农业经济的种种限制；允许农民有迁居和改变职业的自由。

——摘编自穆良平《日本地税改革探讨》

材料沈其韩（1922—2022），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成立，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铁矿的详细勘探。他们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在室内整理资料，很快完成了整个矿区精细的地形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其韩没有回过家，日夜都待在山上。之后，他又参与了山西中条山铜矿勘探。1956年，沈其韩进入地质矿产研究所（后改为地质研究所），开始进行早前寒武纪基础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的研究。此后，他相继完成多篇代表作，并获得多项国家奖励。在精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他也十分注重人才培养。他指导的学生，多已成为我国变质岩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摘编自刘如楠《沈其韩院士：个人兴趣应和国家需要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