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的乡举里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乡里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秦代是“选贤与能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新时代的确立”，两汉的察举制“正是新的选举方式的制度化、法典化的结果。这种制度，使得不少的小农都拥有了被选举权，而选举权则掌握在官僚和地方豪强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至少入仕资格“原则上扩大到整个自由民阶层”。在汉代的社会结构中，只要具备了某种素质或满足国家要求的乡里编户民，理论上都有自由入仕的机会，并无法律的特别歧视。当然，自由入仕并不是没有限制。秦汉国家针对包括乡里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仕进途径都有细密的规定。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
材料二 东汉末期由控制中央开始，外成宦官的势力也开始向帝国的州那等地方政府延伸，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党附他们的人到地方去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他们不关心地方，仅关心他们所属外戚或宦官集团的利益。地方政治在此类州郡长官治理下，自然不上轨道。特别是选举方面，乡举里选的理想被破坏无遗。历经数百年而摸索出来的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平衡，政府与人民的沟通，竟因偶然事件而被轻易破坏。仅仅因为和帝以后皇帝的短命、嗣君幼冲，居然使宦官、外戚混扰了中央、地方的政治。追根究底，仅因帝国政体自始皇以来是所谓的皇帝体制，立于权力顶峰的皇帝，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制裁他的力量。于是控制皇帝，假藉其势的一小撮外成、宦官的倒行逆施，终于令沉默的多数难以容忍，爆发了他们的不满。东汉的清流运动与地方自立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摘编自国风《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和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兴起的历史背景并概括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乡举里选制遭到破坏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是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然是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从对外贸易上占有最大份额的中英贸易看，在整个40年代，由广州输往英国的货值，仍居于五口的首位。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广州对外贸易的绝对值，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之由广州北移上海，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曾经被西方商人幻想为“永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的广州，在五口通商之后不到10年的光阴，便已趋于衰落。
——摘编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为确立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摘编自郑有贵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鸦片战争前后广州贸易地位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深圳特区建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材料一 以品系繁多、工序复杂著称的“中国菜”烹饪艺术在南宋时期趋于成熟。宋代皇室南渡使北宋时期的京菜（河南菜）与六朝以来发展的江浙菜交融汇合。各地大量难民与皇家贵族的集中促使高、中、低档饮食都有了广大的市场，加之中国人缺少世界许多民族都有的宗教饮食禁忌，因此国人天上地下水生陆长的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饮食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富的食物种类，加之各地域各阶层东西南北上下尊卑的饮食“亚文化”的综合，最终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烹饪艺术。
——摘编自秦晖《思无涯，行有制》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小麦在英国的食谱中还属于奢侈品，但到18世纪60年代，小麦已成为大部分劳工家庭的主食。同时，食物消费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性。社会下层主要以面包作为主食，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主食则包括了蔬菜骨头汤、烤羔羊肉、烤牛排、冷牛肉沙拉等其他食物。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因此发生变化，烤面包长期以来是家务劳动的主要内容，到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却只有一半居民自己烤面包。如果说法国人是吃得多而喝得少，那么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便相反，他们把喝看成是餐桌上主要的事。
——摘编自舒小昀《谁在养活英国：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食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宋时“中国菜”趋于成熟的背景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后英国“饮食”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中印边境战争后的最初几年，印度对外一直宣称，“1962年10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所以，在当时的西方看来，是中国“先制造事端”。但到了1970年，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在伦敦出版。该书根据中印边境冲突的相关资料，驳斥了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的观点，并指出这一观点是全世界（包括印度和美国）的错觉。内维尔提出了关于印度“先制造事端”的观点，对美国学者重新评价中印边界战争产生了直接影响。70年代后，美国学术界开始认为，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压倒性的迅速反击。就中国而言，这是反击性战争。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却越来越走向非理性和不理智。
——《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印边境战争爆发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学术界在70年代后对中印战争观点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 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夭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张仲景（名机，字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自幼嗜好医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和多年行医积累的丰富临床实践，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出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对中国医学史影响深远，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伤寒杂病论》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伤寒杂病论》得以成书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伤寒杂病论》的主要价值。
材料 距今五十年前，西洋来华传道的教会机关里的医师，组织了一个“博医会”，由外人主持全中国的医学事宜，如促进医学教育，改良医学设施，灌输卫生知识等等，替吾国奠下了新医的基石。有识之士，便纷纷研究西洋新医学术，民众也渐知延请西医诊治疾病；于是西洋医术便在吾国萌起了嫩芽。当时从外国学成归国的医界先进，认为中国的医学事业由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精力和功绩，固然值得感佩，但究非妥善办法，国人应有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国的医学事业，应由中国人来主持，于是便组织了中国医学会，到现在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医学会成立后，外人组织的博医会即形解散，外国医学家仍极力赞助中国医学会的长成。到现在已有三千会员，其中有六百个外国会员。这是全国的医学学术机关，在政府极力赞助之下，对于吾国医学事业贡献良多。
——《申报》1941年4月24日刊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医学会成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医学会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总统，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戴高乐看来，法国若要在世界上重振雄风、再现辉煌，就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法国对现存秩序提出挑战，试图冲破两极格局，跨越对立联盟谋求大国地位。……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苏联阵营中的中国与法国有着相同的处境，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日益提高，反苏情绪严重。1964年1月27日，法国冲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伊始，世界局势处于动荡之中。密朗特总统认为，冷战结束曾经被视为借中国抗衡美苏，保留提高法国大国地位的政治战略目标不复存在。相反，西方价值观在东欧、前苏联地区的得势使法国一部分相信西方价值观应主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法国对华进行制裁，中止了法中政治对话和高层往来，冻结了两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纵容反对中国的活动。1995年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2002年连选连任。希拉克在任期间曾四度访华，是与中国保持最密切接触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体现在“共同责任精神”,宗旨是“和平与进步”。中法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时期。
——以上材料摘编自吴志成、袁婷《法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进：从戴高乐到萨科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法建交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冷战结束后中法关系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法关系变化的因素。
| A．深远影响 | B．产生背景 | C．等级本质 | D．主要内容 |
材料一 天津作为近代北方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发展出颇具规模的金融体系，从清末的钱庄、票号，到民国初年的官银号、官办银行、外资银行，金融体系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天津地区的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发行货币占领市场，使货币呈现多样化、竞争化的趋势。中央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规范货币发行，直至1935年币制改革终于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
——摘编自黄丽珍、章亮、李磊《天津近代货币“斗争”回顾与思考》
材料二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以英商为主的外商银行纸币主要流通于英属香港殖民地以及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租界区域。19世纪90年代以后，各列强先后在华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沿海和内地区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商银行纸币的流通范围呈现由沿海、沿江各重要口岸租界向各国在华势力范围迅速扩展之势。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口岸租界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区，外商银行机构林立，英商、美商、日商、比商及中外合办等银行纸币争相发行、混杂流通。
——摘编自蒋立场《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天津货币“斗争”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外商银行纸币发行与流通的特征，并说明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