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材料一   《尚书》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易》提出：“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称：“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先秦的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多为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国家安全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基本追求。历代统治者多遵守“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尚武而不黩武”的理念，坚持“守内制外”，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唐太宗更是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

——摘编自刘江永《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与经验教训》

材料二   清末，清廷逐渐注重以科学的经纬度来测绘精确的边界地图，现蒙古、西藏、新疆同中原地区一起被纳入国家安全的施政范围内。清末有识之士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要“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并且对危机下的国家安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尝谓中国自南北统一之后，中国之火患，不在内讧，而在外侮。故中国之守备，不在腹地，而在边疆”。于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近代海军建设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材料一   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内阁制的形成和近代议会制度的确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它适应了英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革命的根本保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近一百年间,英国政府通过圈地运动、海外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贩卖奴隶和对国内人民的剥削,完成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先决条件一大批的自由劳动力与大量资本。此外,手工工场训练了大批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积累的生产经验也直接推动了各种机器的发明。同时,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等自然科学成果也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摘编自王铭王薇《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材料二   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成果表

材料一   私学除有与官学相同的教化形式外，由于它本身的一些特征，更多地表现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秦禁私学是教育史上的倒退，而汉朝官、私教育结合的方式无疑是统治术上的智慧。史料中也常见私学的老师、勤学修身的士人、居住于乡间的旧吏、以及游侠、豪强、宗族长老等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乡民，这胜过形式意义上的教令和劝说，而且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民，势必固化为乡民内在的理念。在汉代，地方官吏的示范也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据《后汉书·李膺传》说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思成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

——摘编自王育《秦汉乡里教化研究》

材料二   中国古代教化的客观有效性是十分明显的，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民族性格的生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发展的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和在此基础上的教化活动成为了固化社会发展的障碍，导致社会发展滞后。古代的教化只有教化主体的主导性而无教化对象的主体性，教化对象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或者干脆就是怀着功利的目的，形成了对人的普遍压抑，不利于社会的革新、思想的进步，从整体上有碍于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另外，古代教化之下的人们普遍“重德性，轻知性”，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发展的要求。

——摘编自王永祥《中国古代教化方式研究》

材料一   宋代以前在城市行政管理上长期存在的坊市分割制度，便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考虑的。`宋代随着民众侵街现象的发生城市不再只是单一的政治、军事中心，还成为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面貌越来越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据学者体计，北宋全境拥有10万户的城市约有40多个，到宋徽宗时上升到50多，数量超过汉唐数倍，以工商为业的戒市居民成分与日俱增。环城草市扩大了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商品意识也在迅速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渗透，这使宋代带有明显消费性和商品化色彩的城市文化娱乐活动日益兴盛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存在。宋代租佃关系盛行，农民具有了相当大的人身自由。城市中的大批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海内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已经背离了传统格局而进入了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1915年中国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一览表（局部）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