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9年12月，实业家穆藕初创办的上海厚生纱厂准备添雇工人千余名，其中50名女工计划在湖南招募。1920年1月，纱厂在湖南《大公报》等处刊登招工简章。与长沙同工种工人相比，该厂提供的待遇更为优厚。截止日未到，便有一百余人报名，最后64人成行。
招工简章引起湖南知识分子高度关注。他们在报上质问，为什么从上海跑到长沙来招募女工？女工每日须工作12小时，最后能剩下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日夜轮班怎么可能不损害身体健康？以上海的物价，每月8元工资怎么够用？他们还认为，女工入厂要家长署名加铺保，三年契约，统统等于漠视自由人权。
对上述质疑，穆藕初刊文表示，厚生纱厂给湖南女工的工资中规中矩，对其工作环境已尽最大努力加以改善。他批评湖南知识分子不知道中西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了解当下中国工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尚弱于西方，不明白中国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还不及工人等。他讥讽这些知识分子以“泰西之糟粕”来拯救中国等于“自杀主义”。
穆藕初的回应引发了沪湘知识分子新一轮批评。他们借助“劳动主义”“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学说，批评资本家群体是“掠夺者”“剥削者”，并警告他们，如果固守“资本掠夺”，“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息业，厉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湖南女工近乎置身事外。妇女界代表张默君参观厚生纱厂后，称女工们“起居饮食，虽不如居家之适然，视彼江北苦工破屋不蔽风雨、薄粥不充饥肠者，固胜一筹矣”。
——改编自李国芳《一九二○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一事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隔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 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 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 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 ……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摘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
评析材料中梁启超关于史学著述的核心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边疆立法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危机出现的原因，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认识。
材料一 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是20世纪的历史潮流，它的兴起是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危机同时发生的……这一历史潮流虽然在东方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但是，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形成势不可挡的洪流。它首先在亚洲出现高潮，接着转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从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大约30年左右时间，在亚非拉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体系。
——吴于廑总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试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给20世纪国际秩序中的“平等”问题带入了新的内涵。
——殷之光《国际主义：从第三世界独立历史出发的世界秩序叙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材料 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
……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
……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个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
……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着过去的成绩，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0月10日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讲演）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儒法国家的构建
材料一：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仍然选择法家的治理手段，对它囊括天下的组织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战争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其他社会力量于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结果，秦帝国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 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资海琼《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研究》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班固《汉书·武帝纪》
材料二：儒法国家，实际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帝国崩溃的根源在哪里？中国的儒法国家历史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一模式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它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的？
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动乱，亦或是佛教、伊斯兰教的冲击，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本土化或汉化的结局。同时，这一种较为保守的社会风气，即使是宋元明以来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仍然无法使得中国跨越出儒法秩序的枷锁。
材料三：韧性在汉语词典中意思是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也指顽强持久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同时，韧性也代表着一种经久不变、保守固定的性格。
(1)结合材料一，分别概括秦朝、汉初、汉武帝时期的治国价值观念；(2)根据以上材料及所学知识，评述古代中国儒法政治体系的韧性。
材料一 13世纪中叶，鉴于加纳王国经济衰敝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孙迪亚塔建立马里帝国后，利用尼日尔河上游谷地的灌溉条件，扩大耕地并引进棉花种植和棉纺技术。全国政权和兵权都在国王个人名义下，由中央控制，各级官吏也由国王任命。继任的君主将九万步兵分布于全国，以掌控全境商路，还建立了精悍的万人骑兵队。来自印度洋的子安贝被作为流通货币引入国内贸易中，这既可以增加税收，还利于粮食与其他货物之间的交易。14世纪，快速崛起的马里引起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高度关注。
——摘编自郑家馨《十三—十五世纪马里国家的兴衰》等
材料二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称：“非洲是一个仍处于幼年时代的地方，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见自觉的历史的光明。”之后不少欧洲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非洲文明属于外来文明，认为非洲文明是由含米特人所创造的，而含米特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或称白种人、高加索人种）。
——摘编自汪二款《非洲古代文明历史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里帝国崛起的原因。(2)概括材料二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该观点进行评述。
材料 媒体宣传科学内容时多采用故事的形式，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普及科学思维。如引用拿破仑的名言：“算学与国家有切实之关系，算学精进，则国家必强盛。”又如，18世纪中叶，英国断学家墓里尼提出一个疑问，很久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是，有个天生的盲人，后被医生治好眼病。他睁开眼睛，看到眼前有一个圆球和一支长竿。问题是，这个人需要用手触摸圆球与长竿才能辨认呢，还是眼睛一看就能辨别出圆球与长竿？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着数学家的强烈兴趣。
——摘编自牛贯杰《清末媒体对“十八世纪”的塑造——以〈申报〉与〈东方杂志〉为中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末《东方杂志》“新知识”专栏的特色加以评述。文明史的书写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世界文明通史代表性著作
著作 | 作者 | 国籍 | 框架 |
《文明简史》 （1886） | 古斯塔 夫·杜库雷 | 法国 | 全书分为6篇，分别为东方古老民族、希腊文明、罗马世界、中世纪、现代、当代。其中“东方古老民族”中介绍了埃及、亚述、巴比伦、犹太、腓尼基、印度、波斯，“中世纪”中谈到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文明，其他内容均为欧洲文明。 |
《文明史》 （1887） | 埃默里·亚当斯·艾伦 | 美国 | 第一卷“史前世界，或者，消失的种族”主要介绍了欧洲和美洲的史前民族，第二卷“古代世界，或者，历史的开端”主要介绍了埃及人和中东地区闪米特人的历史，第三卷“中世纪世界，或者，黑暗时代”包括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文明，第四卷“现代世界，或者，当今文明”为“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末的欧洲文明史。 |
《文明史》 （1888） | 查尔斯·塞诺博斯 | 法国 | 第一卷“古代文明”介绍了古代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其中重点介绍了希腊和罗马；第二卷“中世纪与现代文明”主要讲述罗马帝国衰亡后到17世纪的欧洲文明史，其26章中有1章介绍十字军东征时涉及伊斯兰文明；第三卷“当代文明史”以讲述欧洲文明史为主，同时有2章分别介绍美洲的新兴国家和欧洲本土之外的欧洲人。 |
《人类进步史：一部文明简史》（1896） | 弗兰克·布莱克马尔 | 美国 —据刘文 | 在“文明的开端”一篇中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历史，其他各篇章均为“西方文明”。 明《西方“帝国年代”的文明史书写与“帝国主义”叙事》 |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形形色色的“主义”。据统计，1915年之前“主义”一词共使用约15000次，其中“民族主义”使用约1100多次、“帝国主义”约700次、“国家主义”约600次、“国民主义”约200次、自由主义“约200次、“民生主义”约200次、“个人主义”约100次、“共和主义”约100次。1919年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行开来。代表不同思想流派的重要期刊中，“社会主义”都是使用次数较多的关键词。以《新青年》为例，1919年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达104次，1921至1922年间达685次。1917至1922年，《少年中国》使用该词为594次，《每周评论》为56次，共产党理论刊物《向导》周报为343次。
——据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评述中国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主义”流行。（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