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西方民主的流变过程中，无论民主一词是贬义还是褒义，其间都始终掺杂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固执地认为，民众是无知和愚蠢的，他们短视、自私并且冲动，容易受人蛊惑和摆布。亚里士多德就担忧民主政体推动平民大众胁迫富人，认为他们会仗着人多势众的优势，瓜分居于少数的富人的财产。到了近现代时期，民主长期被视为暴民政治、多数暴政的代名词，受到众多政治理论家的批评和厌弃。与之相应的是，代议制中的民主成分逐步壮大，最终民主概念被内化到代议制框架之内，再造为代议制民主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治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此时，公众不再满足于在周期性选举中参与投票，转而希望把民主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各领域。

民主三个阶段的流变比较

——摘编自张君《西方民主流变的阶段划分、双层比较及其内在逻辑》

材料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社会的迅速发展都是在思维活跃的时候。社会发展有突进和渐进两种形式，突进表现为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这时，思维活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表现得尤为明显，形成不可遏止的思想解放运动；渐进则是政治上的改良和生产力的改进，此时，思想则呈现出比较活跃的状态。而一切暴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只是按固有的思维模式提出一些纲领或改革措施，其结果只能是改朝换代，而单纯的暴力，则只能对社会造成破坏，无益于社会的进步。

——摘编自赵立史云谋《思想解放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材料一   日耳曼人入主西欧以前，长期实行马尔科村庄制度，形成了比较民主类型的公社，在迁徙和征服西欧的过程中，马尔科的原始痕迹不断受到冲刷。随着封建制度的完善，罗马法律对西欧封建法律文化的影响有增无减。教会神职人员是中古知识阶层的主体，在教会法的制定和实践中，他们深谙拉丁语，大多熟知罗马法，因此，在制定法律、运用法律过程中自然将罗马法的一些原则、概念等应用到教会法中。基督教思想在政治法律中的体现，一是产生了适用西欧各国的教会法；二是基督教法律思想也渗透于其他法律体系中。

——摘编自张巨斌《中古西欧多元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材料二   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集散地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城市的发展又为封建经济的全面繁荣、政治统一、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瓦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摘编自吴本祥《试比较中古时期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材料一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政治权力逐渐由国王转移到了国会和执政党手中，政府官员的任用，均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掌握。结果政党的更迭导致政府行政人员大规模更换，政局不稳，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进而英国资产阶级产生了改革官吏制度的要求。1700年，议会通过《吏治澄清法》，区分了“政务官”和“事务官”。1701年通过的《王位继承法》规定“凡受国王的任命及取得国王年金，皆不能当选为下院议员。”1805年，英国财政部率先建立常务次官制度，首先设立了一个地位相当于副大臣的常务次官负责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不参加政党活动，不随政党的更迭而更换，长期担任实际行政职务。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英国资产阶级建立高效政府的需要。1830年后，这项制度在内阁各部全面推广。

——摘编自古燕《西方政治的稳定器文官制度》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创举。然而，原先的干部人事制度弊端日益增多。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当前干部管理方式单一、一切按行政级别划线。“国家干部”是一个庞杂的队伍，如果不能够根据人员的特征和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的管理，就不能够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各级党委一直对干部实行统一管理，企事业单位缺乏用人的自主权，这造成了干部管理上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人与管事相脱节。整体上仍然缺乏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且缺乏法律效力。

——摘编自范朝远《我国人事行政制度的沿革及启示》

材料   亚当·斯密认为，发现美洲大陆和发现绕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是“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发现美洲大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提供大量的贵金属，而且在于它能够为欧洲商品提供新的、永葆兴旺的市场。”它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把商业活动推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没有美洲大陆，就完全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它促使全世界的贸易突飞猛进。如果说19世纪是生产的世纪，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则是贸易的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三角贸易。威廉·伍德在1718年说过，奴隶贸易是“万流之源”。几年之后，波斯尔思威特把奴隶贸易描写成“一切事物的首要原则和基础，也是引起机器运转的主要发条”。

——摘编自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材料一   元世祖前期及中期，中书省宰相带有“行中书省事”头衔，被派往各地处理临时军政事务。后来，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行省既是地方最高官府，同时还是朝廷派出机构。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署会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

——摘编自乌云高娃《元代行省制度之现代价值》

材料二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一般是依据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来确定，即所谓的“山河形便”。从元朝开始，行政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行省划分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力求破除东西横向走势的山川险阻，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摘编自李治安《元史十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