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央、闽西、湘鄂赣、琼崖等苏区及红军各部代表610人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纲》的主要内容有：规定苏维埃国家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将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剥夺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规定苏维埃国家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保证工农大众参加国家管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原则。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活动原则等均仿效苏联；规定苏维埃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摘编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材料二   为组织和宣传基层民主选举，有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和选举训练班，并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如息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另外，通过上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串街宣传，如戏剧《选村长》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带来的好处。边区、县、区、乡或村都设有民意机关，老百姓尽可以对代表品头论足。根据地还创设了一些特殊的投票方式以适应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参加选举，如：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等。事实证明，唯有扶助农工，才可以训练民众的能力，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

——摘编自张鸣《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政权选举与文化的复归》

材料三   1949年6月，共产党及各民主人士相聚北京，就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开展讨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清华大学教投张奚若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我看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董必武解释说：“‘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在今天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摘编自秦立海《民主的追求》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

材料一   就收支结构而言，清代前期有较为固定的模式。咸丰以后，田赋（地丁）收入与原来相比相差悬球。同时，盐课、关税、杂赋等传统收入在岁入总额中的比例亦大为降低。与此相反，新增加的厘金、洋税却一跃成为收入大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央设立财政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户部改为度支部，并将原有的14个清吏司改为田赋、漕仓、税课、管椎、通阜、库藏、廉体、军饷、制用、会计10司，并规范了度支部及新设10司的职掌。奏销制度在清代前期已经较为完备，但毕竟与具有现代色彩的预决算制度有别。因此，清末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仿泰西之法”实行预算。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廷宣布了预备立宪事宜，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实行预决算的氛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始提出清理财政的具体计划和预决算进程。

——陈锋《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

材料二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议通过《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废除国民党政府各项苛捐杂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商业税、工业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实施税则贯彻阶级原则，征税对象以地主为主，对贫苦劳动人民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减免；并于1929年颁布《兴国土地法》以更正土地没收对象，实现了税收征纳从凭借“政治权力”向遵从“国家税法”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遵循“先予后取”原则，将生产自足与“取税于民”相结合，征税对象由最初的地主、富农转变为一切有收入的人，征税原则从“合理负担”过渡到“普遍纳税”。解放战争开始后，解放区由分割逐步连成一片，地方经济也由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税制度的统一。

——林源《中国百年税制体系的演变》

材料三   1981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总体设想基本指向是打破“财政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通过“复税制”的建立、“利改税”的分步推进，一系列新税种的建立，同时又通过全面调整工商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和完善农业税等举措，初步建成适应新形势发展的税制体系。1994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全面改革劳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大幅度调整其他税收，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等。

——根据郭朝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以来的税制变还与发展》等整编

材料一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是单一的体育赛事，而是宗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有着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人永远也达不到神的境界，但是人类可以通过极限能力的不断扩展一步一步地与神接近……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4年，共举行了293届，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显示希腊民族精神的盛会。各城邦派出的优秀选手则在竞技场上奋勇拼搏，他们赤身裸体进入赛场，向神和观众展示他们超人的体能、健美的身体和良好的教养。奥运会竞技比赛项目主要是田径，后来逐渐增加了摔跤、标枪、拳击、以及战车赛、武装赛跑等。

——摘编自郑昕鹏《古代奥运会的兴衰》

材料二   顾拜旦的诗作《体育颂》发表于1912年。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混乱状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同时初创时期的奥林匹克运动已显露出种种弊端，例如第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马拉松比赛中作弊和服用兴奋剂的丑闻；第4届奥运会上，出现了裁判不公而使英美之间互相争吵甚至罢赛。这些状况引起顾拜旦的忧虑和警醒，他多次发表演说，希望发挥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作用，以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为了宣传奥林匹克理想，他用笔名参加了1912年第5届奥运会的文艺比赛，获得金质奖。啊，体育，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啊，体育，你就是荣誉！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便毫无意义。……啊，体育，你就是进步！为了人类的日新月异，身体和精神的改变要同时抓起。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你告诉人们遵守规则，发挥人类最大的能力而又无损健康的肌体。……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公平竞赛的动力！（节选）

——摘编自熊斗寅《<体育颂>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升华》

材料三   派团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这届奥运会上，新中国体育健儿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的新气象。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225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16个大项的比赛。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最后共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位列金牌榜第八位。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以体育健儿为榜样，在工作中奋勇争先。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每每都会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关注。

——摘编自《1984：中国体育大国之路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

材料一   中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嘉种”的概念，《诗经》记载了选用良种的好处和一些已经育盛的优良品种，这一时期选种和育种的目标是产量、品质和熟期等。《管子》所记载的18种土壤中，每种土壤都有两种适于栽培的作物品种。汉代在选种上已经普遍采用田间穗选的方法，选择标准是植株高大或穗大强者，种子贮藏时注意干燥防虫。《齐民要术》所提出的选种标准还增加了品种的特性和遗传素质及适应性能，并对良种的繁育技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明代耿萌接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标准，清代杨双山的“择种法”在理论和技术上相较前人有了更大的进步。

——摘编自郭文韬《中国古代的选种有种和良种繁育》

材料二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神速。5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们确立了水稻性状研究杂种优势的基本思路，并对实验范式达成了共识，为水稻杂交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用了四年时间通过对超过14000株水稻的观察比对，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遗传规律，并首冰提出了水稻三系杂交法的科学概念。此后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展开大协作，1976年中国开始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与其它国家互通有无，攻克了诸多难关。袁隆平敏锐地发现，传统三系法由于不育系的稳定性，导致产生优秀组合的概率偏低，经过多年研究，更为优越的两系法育种诞生。此后二十多年里，中国超级稻有育种计划将常规选育、三系、两系选育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60多个国家成功试种或推广，中国成为世界上杂交水稻技术的主要输出国。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育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