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关中地区的蓝田县，"蓝田四吕"制订和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即《吕氏乡约》。乡约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德业相劝"，对"德"进行了解释性的列举，认为"德"有二十三种表现。将"业"分为两种，即"居家"表现和"在外"表现，并延伸至"读书治田"等其他领域。二是"过失相规"，规定"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三是"礼俗相交"，规定"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四是"患难相恤"，规定"患难之事七"，列举了七种可以请求乡人帮扶的患难类型。

——摘编自何旺旺《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材料二   卢作孚认为，传统农民过着以家庭为核心的"两重集团生活"，其中家庭是第一集团，由家庭延伸出的家族、姻亲、邻里及村社等是第二集团。这两种集团生活使得农民知熟人不知国人、知家庭不知社会、知村社不知国家、知私不知公，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卢作孚主张建设"现代集团生活"。所谓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学习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个人超越家庭和亲朋关系，转而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目前我们要想中国有办法，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来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创造新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打破原来不合理的比赛标准，悬起新集团的比赛标准。这样就可以创造伟大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王翠《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总体评价与当代启示》

材料一   铨选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官僚选任制度。宋代一方面通过科举等方式广求人材，吸收“新鲜血液”；一方面通过铨选使这支队伍分门别类、上下有序。照宁年间，作为王安石吏治思想的实践，铨试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年十月，重定铨试之制。据马端临说：“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后，概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于是，荫补人及天下官吏争相诵习法令。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材料二   虽然北洋政府制定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也口口声声说“无论何项文职，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者为进身之正轨”，并下令要求对考试各法规应“切实遵行，不得臆为出入，致滋徇滥”。然终其灭亡，北洋政府也没有制定公布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事实上，通过文官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微乎其微，充斥于政府的仍是大量的旧式官吏。现任的前清官僚得以留任或升任自然不在话下，甚至那些早已不在任的前清遗老们竟也被重新任用，“都中各部犹存清代之风光”。因此，民国的官吏是“旧官僚奴根未去，新官僚又大种奴根”，在民主共和制华美的外表下包含着的是封建主义的内核。

—摘编自秦昊扬《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1912~1949》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人事管理工作进入到一个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开始，国家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大批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对领导职务规定一定的任期和届数，任期满时，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升降或连任。针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国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把过去管理下两级改为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企业和一些文教科卫等事业单位管理权限的下放也逐步跟进。

—摘编自陈振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模式》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城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汉代政府在河西设驿站，保护丝路上的使者、商贾。汉朝派赴中亚的各国使节、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以及西行者相望于道。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运往中亚。大宛的葡萄、乌孙的黄瓜、奄蔡的貂皮，以及异城的杂技、胭脂、音乐绘画艺术和风土人情也传入中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汉灵帝时兴起“胡化”浪潮，“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筷、胡笛、胡舞，京都贵威皆竟为之。”总之，汉代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摘编自韩养民《汉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并非出于自觉，而是在西方的武力入侵下迫不得已做出的自保之举。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个大事件无一不带有西方的色彩。然而，中国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样是中国挽救颤势、徐图自强的过程，是中国人抵抗外侮、重塑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总之，近代中国各种西方观的演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摘编自徐启瑞《近代以来中国西方观的嬗变》

材料三   2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偶议10周年。目前已有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今世界全新合作模式。   

材料一   “射”是古代“六艺”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在《礼记》中，有大量关于先秦时期“射艺”的记载：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礼记》

材料二   宋仁宗时期(1023～1063年),朝廷设立了培养能带兵打仗的教育教学场所，即武学。宋代武学的招生途径为每三年招一期，选拔文武官员中谙熟兵法的战略决策者；武学生的生源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入学者需是大臣命官的子弟或门生，或由京城官员做担保的中小地主子弟。武学的教学内容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理论部分以军事理论为主，并且为武学制定了专门的教材《武经七书》;实践部分包括身体训练技术和军事指挥，教学内容经过发展不断完善，朝廷将给学生一定数量的兵卒，让武学生进行实际训练操用，提高他们的军事实践能力即军事知识的运用水平。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宋代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衰退的开始。

——摘编自匡丽萍《我国古代学校体育教育的衍变特征及动因研究》

材料三1904年后，随着《癸卯学制》颁行，蒙养院(招收3至7岁儿童)开设游戏、乐歌、谈话、手技、算术、数方、自然等7门课程，与体育相关者2门，分别为游戏和乐歌，并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蒙养院体育课教学比重较大。当时在社会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幼儿体育广泛开展，每周一般是2~3个课时。由于开明人士和归国留学生对欧洲和日本近代教育理念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与理解，因此积极兴办私立学堂，倡导在蒙养院开设体操课，注重幼儿体、智、德全面发展；同时十分向往欧洲和日本的国盛民强，提倡尚武精神，因此非常看重体操课，有些蒙养院体操课每周6个课时，与国文、算术同。

蒙养院注意培育幼儿健壮的体格，促进幼儿体智德全面发展，有助于幼儿健康成长与成才，这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摘编自苏永骏、黄贵《清末幼儿体育教育的基本特征与近代价值》

材料一   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境内流通着各公司银行和各地商会发行的货重。这给交易和汇兑带来重重困难。造成现金外溢，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以及筹集军需，1929年8月～1931年5月，各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自己的银行，铸造和发行银币和铜辅币，后来印刷和发行纸币，货币多种多样。

抗战初期，各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1941年初，因法币迅速贬值影响抗日根据地经济生活以及根据地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随即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在边区范围内流通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边币。边币发行之初，由于对货币作用认识不足和缺乏经验，发行过于谨慎，影响了市场开拓。以后逐渐走向有计划发行，使物价与币值保持了平稳。边币发行后，还面临着货币斗争的任务，斗争对象主要是伪币和法币，斗争内容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和反假票斗争三个方面：赀币斗争的方法采取行政措施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最终，稳定币值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共也从中取得货币战与反通货膨胀的经验。

——摘编自赵德馨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根据地的教育大体可分为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儿童教育三个部分。1937年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发展抗战教育”。因此提出如下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整理自常云平、罗玲著《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