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维新运动开始兴起，尤其是《孔子改制考》发表后，湖南守旧人士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明朝宦官，被古代文人视为“奸臣”代表）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翰林院大学士王仁俊则指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通。”否则不出十年，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结局必定落得“夷于禽兽”。即使有一定新学背景的宋育仁也表示，如果西学、西教统治了中国，那么传统文化就会彻底被推翻，中国的古圣先贤名望全无：“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男子耳。”
——摘编自张明悟《＜格致古微＞与“西学中源”说》
材料二 维新派的成员主要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内新式企业的创办者、不满足于现状的中小官吏和地方绅士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出身于封建家庭，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又涉猎过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个别还有创办和经营新式企业的直接经验。他们在试图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不会设想采取革命的方法，而倾向于选择改良主义道路。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仅局限在上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
——摘编自李清纯《略论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维新运动期间国内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维新运动的主要理由。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并简要评价维新思想。
材料一 两宋政府颁布了多项行政法律以管理庞大的官僚群体。宋朝的科举考试开设了“明法科”，法律成为科考的重要内容。宋朝专门设置审官院负责京官和朝官的考课，还颁行《守令四善四罪》考课法。宋朝扩大了御史的弹奏权和行政监督权，“台谏官许风闻言事”；地方建立监司、通判监察体系，还特别制定《监司互监法》。皇帝亲自掌握御史的任免权，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还颁发了《名例敕》《职制令》《厩库敕》《杂敕》等，对监察官的职权与活动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摘编自杨世鑫《法制前提下的宋代公务员管理》
材料二 在西方国家，凡职业文官都要经过竞争考试，而不是靠私人关系或党派背景。文官管理有统一的人事管理机构，如美国和英国的文官事务委员会等；有统一的人事制度和法规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实行综合管理，并使他们在各部门之间，在中央和各级地方单位之间转调、轮换、流动等。美国政府还把分类法应用于几乎所有文官职位，文官“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文官必须忠于国家；严守国家机密；文官一律不准从事任何与本部业务有关的盈利事业；文官不得参加政党活动，不得公开发表政见，或对政府施政任意批评，使政府感到为难。
——摘编自焦冠军《西方文官制度概要》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宋代与西方近代公务员管理的不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导致上述不同的原因。
(3)综上，谈谈你对公务员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他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他还主张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一位民族英雄。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伦敦杜莎夫人像馆展出林则徐像时曾派发宣传单张。其主图为穿着清朝服饰的一男一女相对而立的晶像，背景是当年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庭院景色，单张上以大字印着“钦差大臣林则徐与他钟爱的配偶”。再仔细读那些较小的文字，赫然发现这样的字句；“对华战争的始作俑者”，“250万英镑英国财产的销毁者，他和他的小脚老婆是唯一在我国被展示的这类人物”。其中所谓“英国财产”是指被林则徐销毁的鸦片。
——摘编自【英】何伯英《旧日影像》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概述两位作者对林则评价的差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前述评价呈现差异性的原因。
材料一 从战国时代开始，“本”“末”成为泛指农业和工商业的专用术语。各学派无不认为农业是“本”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业，但在如何对待“末”业的问题上，各家则存在较大差别。从总的倾向看，儒家对“末”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不但不反对私商的货殖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但对“末”业中有悖于礼义规范的行为表示反对。墨家对“末”业的看法与儒家接近，只是极力反对“末”业中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道家和法家不仅极力否定“末”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还有把“末”业扩大到“本”业以外所有行业而一概加以拒斥的倾向。
材料二 古希腊虽然没有产生与中国类似的“本”“末”的概念，但从古风时代晚期起，也出现了许多关于农业和工商业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无不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本”业，手工业和商业是“末”业，但他们在对待“末”业的问题上也存在不小的分歧。其中，梭伦和色诺芬注意到了“末”业对“本”业的补充和促进作用，二者对“末”业的批评仅限于道德层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肯定“末”业中具有自足性质的部分的同时，极力反对“末”业中具.有营利性质的部分。来库古则通过立法几乎取消了一切“末”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家和主编《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各学派对工商业态度产生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希腊农工商业观念形成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 据记载，从17世纪起，江南地区一直使用多锭纺车技术，18世纪晚期，人力纺纱机在松江地区得到广泛使用，流动轧花人为农户轧花、梳棉等。家庭棉纺织作业成为妇女的工作。有记载表明，一个女孩需要花4年时间才能娴于纺纱和织布。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乡村专于纺纱，城镇专于织布。布号或布行控制着松江大部分棉纺织业生产，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商业化的经济活动。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然而，1840年以后的60多年中，松江连同江南的其他地区经受了一系列的外国侵略和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内战期间，江南地区损失了一半的人口。这一时期还经历了气候变迁的逆转，包括气温的骤降、夏雨淫霖以及时常爆发的洪水，破坏了棉花的种植。值得注意的是，1846年，江南学者包世臣已指出：“松、太利在梭布……近来洋布盛行价止梭布三之一，梭布势必减滞。”
——摘编自李伯重《“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
材料二 1787年，英国原棉消费增加到2200万英镑，棉纺织业成为雇佣人数与产品价值仅次于毛纺织业的第二大产业部门，消耗的大部分纤维都是使用机器清洁、梳理、纺织的。半个世纪以后，原棉消费量增加到3.66亿英镑；按产品价值、资本投资以及雇佣人员计算，棉纺织业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几乎所有的棉纺业雇员都在按工厂制度组织的制造厂中就业。棉纱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以前价格的1/20左右，而且最便宜的印度劳动力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与兰开夏的骡机和画眉乌织机进行竞争。英国的棉纺织品畅销到世界各地，出口值比国内消费量大1/3以上。棉纺织工厂是英国工业实力的象征，同时也造就了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
——摘编自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英两国棉纺织业发展的特点及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英两国棉纺织业发展前途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诸子理论的共同要求，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皇权理论提出的原因并评析其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材料一 汉初依据秦制重建了三老体系，在“毋烦民，欲为省”的思想下，《汉书·高帝纪》二年令：“举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除此之 外乡官之首的三老作为当地人管理地方治安、解讼埋怨、还可向朝廷反映地方官的政绩。《后汉 书·明帝纪》注云：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汉初孝廉大多只闻于乡里，没有三老一级的推荐 无法闻于州郡。武帝至宣宗时期，拥有较少乡间势力背景的啬夫作为国家控制乡间的最根本官吏，逐渐成为联系朝廷和民间基层的中坚力量。东汉时期许多乡官凭借自身权势决定乡间 事务，三老无法再随意行使权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宣传礼仪道德为本职的三老原本的功能已基本丧失，自此渐渐湮没。
——摘编自张智慧《汉代乡官研究》
材料二 宋代乡、耆与都保等乡村组织成为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国家赋予这些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催征赋役、维护治安、处理公共事务等职责。熙宁六年（1073）规定的保甲法将十户 为一小保改为五户为一小保。因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其构建依据“有补治道”的原则，注重封建伦理的教化与培育，使乡村子弟自觉遵行三纲五常，由“孝”“慈”向“忠”“敬”转化，将家 族伦理与国家、社会伦理相结合。除此之外，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民间武装等各种各样的非血缘组织也不断出现。这些乡村民间组织或有浓重的国家政治设计色彩，或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或是非常状态下产生，均非乡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初设置“三老制”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老”逐渐湮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对香港和仰光实行轰炸，接着又切断了滇缅公路，使大量的援华物资无法运进中国。为保证二战亚洲战场上对日作战的军备物资，中美两国决定联合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
驼峰空运开始后，规模逐渐扩大，援华空运大队的人员由初期的8千多人增至8万多人，各类运输机到1945年8月已达629架，而中国航空公司参加空运的飞行员至战争结束前已增到约200人，飞机增至30架。到战争临近结束，中美用于驼峰航线的运输机达659架（含中航30架），动员了空勤、地勤人员85643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艰巨的后勤工作之一，“驼峰航线”在开通期间从来没有因天气原因和日军战斗机的攻击而停飞过。无数盟国飞行员用生命和鲜血保证了航线的畅通，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编自佘湘、唐艳华：《“驼峰航线”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驼峰航线”开辟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驼峰航线”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