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   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

材料一 三线建设是指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国防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下发《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在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西南、西北、中南地方三线建设委员会相继组建，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共投入约2052亿资全和近千万人カ，建设起了近2000家大中型企业、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至198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攀枝花、十堰等工业城市拔地而起

——摘编自陈东林《三线建设的决策与价值：50年后的回眸》

材料二 史料1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在渝开设的窗口办公、展销、咨询服务等项目可布置在母城核心地带；对科技信息研究机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用地量不多又无污染的项目可布置在母城边缘的近郊开发区内（如南坪、石桥铺、观音桥）；对其他工业项目，视其生产性质及规模，分别布置在母城外围的区县城镇地带。重庆市档案馆《关于重庆市三线调整项目定点规划及优患政策会议纪要。

史料2老兵们磨破了军装、解放鞋，磨破了肩和手，他们谁也没有怨言，更无人提劳动用品，工作服、补贴、加班费等物质要求，有人说他们傻，老兵们心里明白，他们为的是把三线建设尽快搞上去，这是最大的精神安慰。

——葛民治（三线建设企业新光厂党委书记）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