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七七事变后，苏联谴责了日本，主张援助中国，但由于美、英等国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苏联拒绝了中国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要求，只同意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同意。1937年8月21日，中苏在南京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虽然国民政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这毕竟是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在军火物资、飞机以及军事技术人员等方面，大量援助国民政府，并与中国签订了信用贷款等协定。与西方大国对侵略者持纵容态度相比，苏联的援助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苏联而言，签订的条约阻止了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成为中国坚持抗战、不与日本妥协的一个重要因素。

——摘编自刘小宁《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

材料一   第四纪冰川期对地球中纬度地区影响适度，这一地区包括西亚两河流域、南美安第斯山区、东亚黄河及长江流域。这里的冰期作用适度，既导致人类食物来源减少，同时又不像欧美北部那样严寒而使人类不能生存。这里的人们在食物相对多一些的季节采集一些食物以备乏食季节需要的过程中，对植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又在贮藏食物过程中尝试种植食物，从而萌发了农业行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可以或多或少地促进持续不断地调整适应策略，但只有一种策略即通过使用农业技术才能增加资源。……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简陋的石器和木棒，生产方法是粗放的饲养与栽培；实行以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缺少社会分工，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

——摘编自徐旺生《农业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影响的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农业诞生后，人类在稳定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中获得了稳定的、较充裕的生活资料来源，人类开始定居下来，逐渐形成村落和城镇。人类在剩余产品的积累和集中过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使得一批人能够脱离物质生产领域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进行精神文明创造。……农业一直被当作定居生活的必要条件。的确，定居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与此同时，由于垃圾及废弃物被丢在居住地附近，啮齿类动物及昆虫滋生，危害人类的野生动物亦在周围徘徊，天花、麻疹、霍乱及其他的传染病亦容易滋生。

——摘编自李世安等《世界文明史》等

正史《良吏传》入传标准变迁

材料   封建专制统治的本质是人治，官吏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策的实现水平。汉初选官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军功制；二是郎选制。军功制适应兼并统一战争形势的需要，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无法满足和平建设时期选拔管理人才的要求；郎官是皇帝身边的侍卫集团，他们内守门口，娴习“汉家故事”，有缺则可补授其他官职。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外，还有郡国不定期的举荐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人才需求的急迫，但也存在不完善，其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在举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带有浓厚的个人好恶倾向。东汉中后期，由郡国每年向朝廷推荐的孝廉、茂才等人选，多从州郡属吏中产生，这为公卿大姓子弟的出仕和迁升铺平了道路。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今册书用简，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用黄麻纸，敕旨、论事敕及敕牒用黄藤纸，其敕书颁下诸州用绢”“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既下，则署而行之”“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朱批奏折缴回之举肇始于清康熙朝，制度确立于雍正朝，乾隆朝又有新的补充发展，虽朱批“览”“朕安”一二字者亦需缴回，由此逐步形成了严格的朱批奏折缴回制度，并为以后所承继。清廷最初规定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于下次上奏时趁便奏缴，其后改为按年呈缴，清末又改为年终交由军机处汇缴。朱批奏折需连同奏匣、奏夹、封套一并缴回，在京官员赴衙门，在外官员则赴该省督抚处呈缴，休致或降革官员则呈明该省督抚、该旗都统代缴。臣僚所存朱批奏折不得隐匿存留，违者严加惩处。

——摘编自项旋《皇权政治与信息控制——清代朱批奏折缴回制度考论》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材料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古代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时代伟人，如大禹、孔子、老子、商鞅、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北魏孝文帝等，都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