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欧洲遭受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又一代年轻人被战火吞噬，欧洲各国的基本国力几乎也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殆尽，从而导致了欧洲的整体衰落。不仅如此，欧洲还被苏联和美国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造成了它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经济模式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分为二，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更为广泛的传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对西方造反”……这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性变化，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对旧欧洲的又一个致命打击。

因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去不复返了。

材料二   16世纪以后，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第一种是官方性质的，旨在殖民帝国时代增加和维持帝国的权威。20世纪后半期，随着非殖民化浪潮兴起，第二种类型的非官方文化帝国主义也应运而生。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经营活动和通讯行业的发达，发挥了塑造人之价值观、情趣态度的作用，如无所不在的广告宣传。

面对这样的侵袭，尼加拉瓜人提供了一个取代弥漫第三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做法。去年（1979年）的一次文化活动浪潮，尼加拉瓜人用艺术的方式在绘画、舞蹈、歌唱、写作和工艺创造中表达自己。“人们正爆发出一股干劲和热情，”一位民歌手说。政府也在努力拯救尼加拉瓜的文化传统，尼加拉瓜文化部长卡德纳尔说：“文化必须交到人民手中，他们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消费者。”

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材料一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问世。他认为所有这些简化和便利了工作的机械发明，本质上是源于分工。约翰·温奇库姆建立了一个作坊（1564年），200名织工集中在一间又长又宽的屋子里，使用200架织机，200名学徒帮忙，100名妇女梳理羊毛，200名少女运转线杆的纺车。捡选羊毛的工作由150名儿童来完成。呢绒一经织成，即交到50名剪毛工人和80名整理工人手里。这个作坊还有一个雇佣20名工人的漂洗作坊和一个雇佣40名工人的染坊。监督者的作用就是使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合理化”。这一过程包括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想方设法去考核每一单位的投入产出，以及如何有效的进行要素组合，其结果是鼓励了技术创新，导致了组织创新。

——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福雷德里克·泰勒出生于宾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其“科学管理”方法出现在美国不是偶然的。他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工序，然后对每一个工序中工人的劳动动作和时间进行研究，进而根据专门化的原则设计工人的动作和机器的功能。智力被驱逐出了车间和工厂，在那儿只留下没有大脑的臂膀和适应钢铁装置的肌肉装置。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出版，尽管泰勒制受到劳工组织的反对，但是仍然被迅速推广开来。

材料三   1979年，全世界有1万台工业机器人，其中3000台在美国，法国有150台。

“合并者”是一种焊接机器人，它样子像一只螳螂。它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他腾空机器，而后归位，为下一个汽车做准备、它一小时能经手110辆汽车，它永不疲劳，它永不抗议，它永不缺勤……当然，它也不买车……

——叙述者为一名法国汽车制造厂的工人

任何时代的史学现象、史学成果，都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的影响。

材料一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原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编写组《中国史学史》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