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针对国内文物流失、毁坏严重的情形颁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这显示了政府以法规形式对文物进行保护。但由于该条例内容的不完善以及法律位阶较低，使得外人仍以各种理由将中国文物携带出境，且国内因文物归属权不明致使中央与地方冲突时有发生。鉴于此，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以及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等部门共同协商，草拟了《古物保存法》，经立法院讨论正式通过后，由民国政府颁布。我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文物保护专门法正式出台，并以此为基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物保护专章。这一法律体系不仅有效制止了近代文物流失，也为新中国文物保护法规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李建《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研究》

材料二   1876年，英国的鲁勃克起草了第一个古代历史文物法案；但是直到1882年，才正式出现了历史文物保护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英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如国家资产服务管理局被赋予古建筑或历史文物的法人资格，并可使用国家资金修缮受损的文物。这一法令同时包括鉴定、收购历史文物的有关规定。1900年城镇地方政府被授予了相关的职权，其中包括规定由政府监管的历史文物古迹随时对社会公众开放。191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新法令。它规定政府部门有权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令，以保护那些已受危害的历史文物古迹。除了立法外，20世纪初的英国还建立了一个常设的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目的就是整理记录1700年之前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建筑物。

——摘编自李冈原、王黎《英国公民社会与文物古迹保护的探析》

材料一   明朝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疑是余姚乡贤的代表，其门人弟子更承先师遗愿，积极弘道于百姓以对抗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尽力树立民众中的道德信念、试图教人于心。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在建立乡约制度的基础上，以“良知”为旌使百姓自觉形成对伦理的认同；又通过扩大“经世致用”的影响力，促进了实用儒学的民间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传学脉，觉民众”的实践通过不同分支的代表人物下渗到各地基层群众，最终对重建晚明时期各地的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紫千赵海辰《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

材料二   当前，由旧时士绅团体参与制定的传统村规民约，其维护秩序的价值发生嬗变。在价值转化的现实下，乡村共同体重构需要正视不同村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在重构中乡贤文化要寻求法律权威。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传统因素，在现代法理语境下得到新的阐释，被定位为乡村治理参与者、协作者。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之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乡村组织和个体的自主性；若缺乏法律的确定性，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将难以实现，进而难以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因此，乡贤文化嵌入法治乡村建设应形成规则治理模式，而非单纯的“权威统治”治理模式。

——廖茜琳《同构与互嵌：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耦合》

材料一   朱熹认为“贤人之学，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因此之计，教育的要求是培养那种“能自振拔而有为”“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的人。“人须气魄大，刚强有为底（的）人，方做得事成”。朱熹反对把学生培养成“乡愿”式的人物，即那这种只会奉承拍马，看权势者颜色行事的人，主张培养“狂捐”、性格耿直之士。朱熹认为“今人须先立个志趣始得，还当自家要做甚么人，是要苟简做个人。……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驾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三分文，如欧公（欧阳修）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

——摘编自黄于《晦庵朱先生状行》

材料二   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后不久，即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是根据清末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其本质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蔡元培从哲学高度较深入地分析了自己对世界及人生的认识。“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他反对君子时代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奴役受教育者以供其驱使的教育方针，认为教育应有其崇高的目的，教育应脱离政治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材料三   毛泽东同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观点，他强调坚持使受教育者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关于智育，毛泽东同志也一直十分重视，早在1941年就对革命干部提出要能看能写，掌握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是做好革命工作和学好革命理论的基础。在全国解放前夕，针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即将来临的形势，毛泽东谆谆教导干部“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经济工作。”

——孙永生刘永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湖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材料一   中国医学史研究认为，甲骨文最早记载了中医学的内容。西周时期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春秋战国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秦汉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系统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同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为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创新发展了中药学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部药物学和博物学巨著。清代中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中西医药学汇通、融合。

——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二   1915 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摘编自《独秀文存》

材料三   鲁迅先生在为父求医的过程中，对当时中医的许多弊病产生了直观的认识，这使他成为了一位“反中医者”。鲁迅先生在作品中常常把中医治疗过程中常见的一些迷信、荒唐的手段和中国人无知、愚弱的陈旧国民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中医进行了全面甚至极端的批判。但是鲁迅先生也曾反复研究并且多次赞扬《本草纲目》，说是“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他对其它中医的精华典籍也十分珍重。

——摘编自皮国立《医疗与近代社会——试析鲁迅的反中医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