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建立时，北方已被契丹占据，随后西夏建立，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用茶叶和吐蕃诸部交换马匹，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节省开支，还能作为政治、军事之外的手段对其进行笼络和控制。因此，宋廷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设置了购茶、买马的机构，组建了茶马司，将茶马贸易严格限制在互市场所内。清王朝经过多年经略逐渐将蒙古置于其有效统治之下，并逐渐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统治，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雍正时期，清廷不再垄断茶马互市，令茶马由民商自行贸易，改为从税收的角度对茶叶进行管控。

材料二   茶马互市兴起后，除了茶叶和马匹外，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量流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布匹、粮食、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也不断进入民族地区。明朝时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三条茶马商道。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大量出现，不少汉族人口逐渐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内地，一些小村庄逐渐发展为“番汉咸集”的贸易重镇。

——以上均摘编自李天顺李俊《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材料一   城市建立初期依附于农村及封建主，但城市居民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那就是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承认城市自治；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改以暴力方式，很快城市取得自治。自治城市是当时经济、商业中心，其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深深地诱惑着封建主阶级，他们在痛苦、羡慕和无奈的感情下，纷纷以住户和消费者的身份住进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其货币的所有量。最初的做法是用货币地租代替实物和徭役地租，或雇工经营土地；一部分人转向经营工商业或金融、航海业，甚至将目光投放于海外，一批批受到封建主支持和鼓励的海外航海探险队踏上征程。同时，贸易平等原则也逐渐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人们将封建庄园中等级与身份隔离的意识逐渐淡忘。

——摘编自胡杨《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复兴对封建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工业革命开启西欧工业化，大量农村人涌入城市，生活理念、思想观念逐渐与城市趋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主要国家都大力兴建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差别因而缩小，乡村经济结构和人口从业结构也“类”城市化。然而这一过程以牺牲乡村为代价，大肆从农村攫取生存资源，乡村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乡村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向以为城市控制的市场为转移，农村工作机会流失，大量青壮年外出，留守老人更感精神孤独。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来自城市，制定规划时常常出于各种目的而忽略相关重要信息，以致缺乏全局性，城乡越来越同质同构。

——摘编自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

材料一：公元7世纪后，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气派空前的宽容和摄取，为唐朝呼唤来诗歌的辉煌巅峰。仅在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二千三百余家，其中有帝王、士大夫、布衣、乞丐、僧道、少儿、妇女等各阶层。诗篇传诵于“士庶、僧徒”“牛童、马走之口”，题写于“墙壁之上”，吟诵于“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乃至谱写成流行歌曲。白居易言“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诗歌）耳”，指明了“有唐吟业之盛”的社会心理基础。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8世纪中期以后，阿拉伯人建立起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发展。从中国学到的造纸术迅速传遍帝国各地，并随后传入西班牙。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帮助本国科学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拥有一批翻译家、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翻译家翻译和研究波斯、印度、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天文台的工作不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900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清政权建立之初，一度压制书院发展。然而，对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书院，政府强行禁止，颇感困难。康熙年间适当放宽对书院的控制，并将其疏引导入其所设计的发展轨道。康熙二十四年，湖南巡抚在重建被吴三桂叛军毁坏的岳麓书院院舍后，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及赐经史诸书，借以巩固岳麓书院的地位。部议准其所请。二十六年春，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山，从此岳麓书院重又兴盛起来。同时得到匾额的，还有白鹿洞书院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七处。至乾隆年间，皇帝屡下谕旨，规范书院管理，聘请院长，选择生徒，皆有标准。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上下一统的书院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摘编自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增订版）》

材料一   十三世纪，蒙古贵族进行第三次西征，疆域在西边达到了黑海、叙利亚一带，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蒙古在各地建立完善的驿站制度，并派兵保护和维持交通秩序。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这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起来。公元1275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父到达蒙古大汗驻所上都。此后的十七年间，马可·波罗一直在元朝供职。他除了在京城大都视事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作为一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他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游记。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作为早期的世界地图，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记》。

———摘编自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

材料二   1275年左右，列班·扫马和弟子马可从元大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经新疆和中亚诸国抵达巴格达。他们在伊利汗国停留数年后，专奉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列班·扫马的西行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建立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对东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马可·波罗实现的是13世纪欧洲人的中国之行，那么列班·扫马实现的则是中国人的欧洲之行。列班·扫马的西行向欧洲透露了交好之心，从而架起了欧亚外交的桥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作为最早游历西亚和欧洲的中国人，列班·扫马无愧于“中国的马可·波罗”之美誉。

——摘编自热依汗·卡德尔《列班·扫马的丝路之行》

材料一   宋朝初期，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到神宗之时，由于王安石的推动，太学取得较大发展。据记载，北宋太学初置时，大约百余人；神宗时增至2400余人；徽宗崇宁时达到高峰，人数一度达到3800余人。宋以前的太学，生员主要是各级官员的子弟，宋代的太学，基本凭考试升进，生员的来源范围扩大明显。太学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对地方官学，乃至民办学校起到了导向作用。北宋不少太学生不畏强权，敢于上书直言，论列时政，如钦宗上台不久，太学生陈东就上书请求惩办蔡京、童贯等人，后来梁师成等获罪，与陈东上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北宋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划上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闰孟祥、贾明杰《宋代太学教育》

材料二   12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大学。据统计，13世纪欧洲约有大学22所，16世纪已有80多所。当时，大学成为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主权并列的第三种力量，但它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束缚。大学团体的正式成员都有表决权，参与决策校内事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有资格被选为校长。13世纪，教皇教令和大学法规已对课程内容有明确规定，如文学课程主要开设文法、修辞等“七艺”，天文学几乎限于历法和复活节日期的推算，神学课程为《意见集》和《圣经》等。中世纪大学吸收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通用拉丁语进行对话，不断地交流学识、探索科学。当时，教皇也准许某些名牌大学的教师在许多大学同时任教，学生有迁移权。

——摘编自张晓丹《试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