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史“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其治下的各族人民对中华一统观念的认识和深化。正是由于孝文帝拓跋宏的力推，鲜卑人逐渐摆脱了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文化涵养，使鲜卑人逐渐融入中原地区人民当中，与之相互依存，心灵守望，彼此交融，一起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许林   李乐《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再认识》

材料一   开皇年间，隋文帝以分科考试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所举科目二科、四科、十科不等，至炀帝时期又增设了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仕，以文学与儒学为考试主要内容。唐武德年间，政府规定布衣寒士得不到举荐者可以“投牒自应”，首次明文规定了科举考试不再需要官府举荐。唐代的考试主要有常科（考生多为学校学生及社会人士）和制科（皇帝举办，考生多为常科及第及庶民寒士），另衍生有武举。宋朝吸取了晚唐、五代的教训，全面推崇孔孟儒学，提倡文官治国。宋太祖曾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此外，宋代还确立了糊名、誊录法等科考形式。至明朝，政府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建立与科举制相适应的学校制度。科举在明代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到了明末，开始出现对科举考试内容和文体过分雕琢、抑本求末的颓风。

——摘编自杨朝仁《科举取仕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观照》

材料二   唐至明状元籍贯分布表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一   在变法初期，商鞅通过“徙木立信”获取了秦国百姓的信任；此外，当秦国太子违法时，商鞅秉公执法，让太子的老师代太子受罚，使秦国自由散漫、藐视法令的风气被一扫而净。在其改革措施中，虽然大多数都和政治、经济相关，但这些措施最终都达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摘编自张涛《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材料二   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大权以后，继续推行改革，尤致力于文化、习俗等思想意识方面，推动了改革的深化，他推行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固在于“移风易俗”，而“移风易俗”的深层目标，则在于提倡和追求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但是，当孝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置于这一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制约之中。

——摘编自庄辉明《从“去故崇新”看北魏孝文帝的价值观》

材料一   古代中国的生活方式类似草食动物，逐水草而生活，或采集、或种植、或渔猎，“食尽一山则移一山”，具有非排他性、群体性的特点，且没有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概念。至秦汉时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种植业生产方式，生产效率高，在所能耕种的有限土地上，以种植业为主的民族要比从事畜牧的民族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此外，由于实行多子继承的缘故，家庭中的财产一代一代地被分割，导致古代中国人均土地数量越来越少，不得不从提高土地利用率上寻找出路，如汉代出现了一年两熟制耕作方式。这也使土地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正如《王祯农书》中所说：“盖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尤胜不稼！”

材料二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2000余年发展的北方文明，开始向其他地区寻求新的文明生长点。水往低处流，有水就有生命，也就有文明的灿烂，于是东南一带成为中国文明的新的发展中心。汉代司马迁所叙述的江南地区，还是“地广人稀，饭稻羹鱼”，颇有蛮荒之地的味道，但是700多年后的江南，其制约因素纷纷解除，于是成为农业文明的生长点。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旺生《生活方式、生产结构、生态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

材料一   分封制的核心内容是授民、授疆土。经过周初大分封，形成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各地诸侯共同拱卫王室的众星拱月般的政治格局。王室通过分封诸侯，加强了中央王国与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同时，由于西周诸侯国之间多有同宗共祖的宗亲关系或互为婚姻的姻亲关系，也使得诸侯国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从强化中央统治及促进与地方诸侯间的联系来讲，分封制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郭炎《浅谈分封制得与失》

材料二   从制度建设而言，秦郡县制作为治理机制的确立，取决于统治技术的革新，这一革新的关键内容是官僚制的成长。在这一制度下，官僚从君主手上领取俸禄，对君主负责，还要接受考核，官僚之间也以科层制形成官僚体系。就郡县内部而言，郡设有郡守、郡尉和监御史。郡尉是郡守的副职，监御史直接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县一级，大县设令，小县设长，领有县丞、县尉。自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中间经由汉武帝予以稳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郡县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石。

——摘编自李磊《真实的郡县制：并非秦朝首创》

9 . 史料一　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的干涉……而且，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北上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史料二　希腊国土的块状分布，平原面积狭小，以及这些天然国土数量之多，事先给各种小块政治单元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四分五裂的地缘分布和差异极大的地形、地貌，使希腊人长期以来习惯于城邦制的小国寡民的政治格局，甚至养成了城邦崇拜情结，以至于当建立大型政治共同体的任务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时，他们根本不可能表现出建立并维系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的愿望和能力。

——摘编自虞崇胜、杨刻俭《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地缘因素探析》

材料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