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夏商时期，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郡县制”在各国的推行，乡里行政组织渐成雏形，成为基层组织。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另设游徼，掌捕盗贼。唐朝，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官方控制与统治不断增强，乡和里的功能逐步弱化。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明代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经验》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地方自治传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基层治理的管理。美国建国后，基本保持了地方自治的传统，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英国在1835年颁布《市政法案》，确立了英国近代自治市制度。法案规定自治市政府和议会都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征税所得也由自治市自主开支，但必须接受选民监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救济出现变化，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

——摘编自人教版《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有贯通其中的历史文化脉系和文化认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如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立足于民族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来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的民族危亡意识。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在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王先明《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材料二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正如伯林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若不属于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仅是在“长江、黄河、黄皮肤”等这些地理及生物种族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民族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团结、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与整合，新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逐渐衰落，理性化逐渐增强。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族主义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必然要保持开放性。

——摘编自李军虎《浅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材料一 昼出耘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宋）范成大

材料二 清代中期农业税与工商杂税变化趋势图

材料三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时期人们频繁地引用典、制、常、则等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代，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事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意义》

材料二   秦朝的法律制度已初步确立了我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经过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日臻成熟，体系日益完备，《唐律疏议》的颁布代表着中华法系的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完成为标志，儒家学派的某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此时法律便与儒家思想的“礼”完美结合，以礼为主，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基于宗法家庭观念长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礼”作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寻常百姓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礼制”则成为维护这个政体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陈栋良的《传统中华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

材料三   美国宪法虽然产生于独立战争的革命胜利之后，但它深受英国及欧洲大陆启蒙思想的影响，是最先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宪政化的楷模；同时也是对美国人民宪政实践的总结，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宪政文化，其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典型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有关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反映了权利至上、公权力依程序行使的法治原则。用宪法形式确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和宪政运作范式，是对西方法制观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意义。

——摘自季金华、金成富《美国宪法的成长及其法律文化意义探析》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化为广大乡村居民揭示了一个新世界——与农村庄园生活迥然有别，这个世界依靠工商业与外界沟通交换来维持生存，所以它具有相当开放性，同时它又是自由的，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无需向领主服劳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享有一定特权，一些城市获得了司法豁免权，其市民“只能在当地城市法庭被提起诉讼”；有的城市获得了“选举市长”的权利。中世纪的城市化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是一种“追求自由和特权”的政治诉求，因为离开庄园意味着摆脱奴役，向城市迁移就是选择自由。

——摘编自侯建新《欧洲文明探索》

材料二   工业社会给现代都市带来的危机，呼吁要复兴社区、强化社区功能，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社会中的新问题，西方的社区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得以推广。如美国在一些城市成立了社会发展部，并成立社区组织委员会，大力推行城市社区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治疗和预防犯罪等。依托基层社会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也是所有国家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

材料一   巴拿马运河的变迁   

材料二   自从1903年美巴运河条约签订以来，巴拿马的反抗斗争就从未中断过，特别是埃及于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成功收归国有，以及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巴拿马备受鼓舞。1959年，巴拿马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以及两次进入运河区的“争取主权的进军”，并与运河区的美国驻军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1977年9月17日，美巴两国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新条约》，运河基本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美国将把运河区领土的大部分归还给巴拿马，由美巴来共同经营和养护；2000年前，两国将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共同对运河进行营运控制，美国有权在其现有的运河区驻军保卫运河；美国在运河区的全部军队2000年才会撤出。

——摘编自杨建国《卡特政府在<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上的双重政治博弈（1977—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