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材料一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西文化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呼唤下，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兴起，推动了中西文明对话的渠道打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部分西方近代科技使不少思想趋新的士大夫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他们出于对新事物探求的热忱，渴望从外来文化中得到启发。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还往往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兴趣所左右，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皇帝的需要。

——摘编自骆利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新式学校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化学、电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外语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西学课程外，影响人们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还有各类报刊和各种新式书籍。据统计，从鸦片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250种左右，其中西人创办的有200多种，大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当时，许多报刊都经常刊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郑大华《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材料一   一战期间，日货逐步取代欧货成为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原住民的重要消资品。如1915—1918年，日棉(棉纺织品)在印尼的输入额实现了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英属马来   西亚抵制日货运动演变为抢米风湖。印尼华商也逐渐展开正面的抵制日货运动。此时印尼的共产主义者则开辰暴力斗争。荷兰殖民当局向华人商会等组织施压。声明政府将严厉处罚与共产主义有关联的群体和组织。殖民当局惧怕华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正在组织全国哭工的“东印度社会民族联盟”(1920年改纽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印尼共产免早期组织之一)结成联盟，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摘编自费俊英《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居东印度中华商会兹创日货运动为倒的分析》

材料二   1945年8月5日前，日本殖民当局不断向印尼人灌输在“大东亚共荣图框架下许诺他们独立”的思想，以此争取印尼人的忠诚和屈服以便对两方殖民者展开“圣战”;8月5日后，日本人则宣称“日本与印尼的独立毫不相干”,声称假如卷入印尼的独立就会伤害自己的民族尊严，违抗盟军要求保持其政治现状的指令，进而扰乱本国的民族政治。1995年4月一名印尼民族革命的亲历者在东京大谷大学发表演讲称，张予印尼国家生命的弦立空言(1915年8月17日)完全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事情，除了个别的同情者之外，日本当局仿佛就是一位漠然视之的旁观者而已。官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赋予印尼人政治自由。1945年8月16日下午，苏加诺等印尼民族主义领导人无视日军同您与否.堤前逝请“独立筹务委员会”成员开会。

——摘编自梁展《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本尼迪充待·安幽森约民族主义想象》

材料一   埃及降水非常少，但因为尼罗河，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了农业，很早就出现了文明。尼罗河在埃及境内有1200多千米，埃及人把尼罗河周围的土地称为黑土地，与周边沙漠的红土地相区分。尼罗河不仅给埃及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为埃及提供了交通、通信以及食物来源。尼罗河在每年7月开始泛滥，9月达到高峰，尼罗河的泛滥使埃及进行耕种的肥料有了保证。因为尼罗河，古埃及的历法把一年分为三季，分别是7-10月的泛滥期，11月到次年2月的生长期，3—6月的干旱期，这与尼罗河的涨落是完全吻合的。尼罗河中的鸟类、鱼类，还有其他动物，是埃及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埃及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晏绍祥《世界文明的摇篮：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

材料二   在古埃及固有的文化传统中，象形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颇具代表性。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既不像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那样可以为几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所利用，又与古代中国的象形文字的演变不同，它仅仅为古代埃及民族所利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开始出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虽然在这几千年中，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汇变化相当大，特别是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语言，较之法老时期，很少相似，但是象形文字的传统却得以保存下来。

——摘编自刘文鹏、令狐若明《论古埃及文明的特性》

材料一   随着俄国国内反动势力的平息以及国外武装干涉的覆灭，以“管控”为主要特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国内外的现实情况。而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18年至1920年这三年时间里致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极端困苦，特别是农民这一群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余粮收集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粮食收集制”，不仅收走了农民的余粮，甚至连农民的一部分口粮也强制征收了，广大农民对此苦不堪言。1921年，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俄国由此转向发展国民经济的新道路。面对当时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人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实际，积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反思，为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及实施奠定基础。

材料二   新经济政策以发展农业为序幕，把工业的振兴发展作为目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即通过商业关系这个中介持续带动苏俄（联）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民积极主动地去开垦新的耕地，扩大种植面积，进行家畜饲养，实现了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提升了农村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苏俄（联）重工业也恢复了增长，重工业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轻工业得到发展，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卢布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有助于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新经济政策废除了禁止贸易的规定。因为禁止贸易，实行计划配给制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背弃苏维埃俄国实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苏俄（联）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唐广虎《列宁新经济政策内容及启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