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战后，黑人再次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他们从南部农村来到北部城市，该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没有减弱。尽管许多黑人在经济地位上与白人处在同一个阶层，但黑人仍然面临着困境。一是教育、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被隔离；二是就业上的歧视，黑人雇员不仅就业困难，而且工资低， 因此处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旋涡之中。许多雇主认为市中心的黑人既无技术，也没有职业道德。

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对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有着很大的影响。学者对美国52个大都市区研究表明，工厂地点转移导致10%~30%的工人失业，黑人失业率比白人失业率要高。1970年至1980年间，30%~50%的失业者来自黑人。这一变化使美国的少数族裔中出现了大量的底层阶级。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农村。从1970年到1985年间，南部乡村黑人，无论和农村的白人相比，还是和城市里的黑人相比都存在着持续地高失业率。

——摘编自石光宇《美国后工业化时代少数族裔经济地位研究》

材料二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在2012年至2021年的短短十年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西藏、贵州、云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为9.5%、9.4%、8.4%，增速分列全国第一、二、五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的许多发展短板得以补齐，例如，2021年，民族地区共建成5G基站17.79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73.7%，西藏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为94.55%、77.94%，内蒙古在近十年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6.4万户、危房改造116.65万户，配套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160多万套。

——摘编自李伊《党领导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探析》

材料一   中世纪不仅见证了欧洲经济的转型，也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崛起，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形式出现了——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基督教的怀抱中诞生，它不囿于基督教的教义传授，反而形成了求真和求善的大学精神。西欧中世纪大学从教皇或国王那里获得了包含种种特权的“特许状”，其中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最核心的内容，即大学享有自主决定和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是具有一定自由度或独立性的高等教育教学机构。大学成为当时最具特权和声望的学术思想机构之一，为现代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与框架性的历史元素，为理解现代大学概念提供了源头性的诠释。

——摘编自孟倩《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材料二   18世纪后半期，人们相信，启蒙是对现有秩序的批判，并且认为通过启蒙，流行的愚蠢会被克服。在这种观点看来，有用的理论应该能先在实际事务中解决问题。大学和类似的机构要讲授的不应是形而上学和神学，而应是经济学、技术学、医学和自然科学这类的学科，实际操作的知识优于口耳相传的知识。在许多大学里，像这类学科，如法国的医学和自然科学，德国和意大利的财政学，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自然法学，都得到了加强或第一次开设。无需证明的信念和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被放弃，学校越来越多地教育学生自己思考。

——摘编自赵敏《启蒙运动对18世纪欧洲大学的影响》

材料一   清代在二百多年治理黄河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治河技术……清代在设河道总督，总理黄、运两河事务的基础上，又增设副总河一人专管河南事务，沿河各省均设有管河道，河道两岸按所辖地界分设管河同知、通判县丞、主薄等职务，分段管理河务。康熙年间，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综理黄河事务。靳辅在黄河两岸整修了千里长堤，修筑了从云梯关到海口的束水堤18000余丈，以堤束水，增加河水的冲沙能力，并对海口进行疏浚。同时靳辅总结群众的经验，在堤上广泛植柳，制定了堤防的维修、养护制度。……为加强堤防管理，清代还改河夫制为河兵制，实现了准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明。河兵平时专门练习填筑之事，经验丰富，每遇险情，河兵抢险井然有序。……乾隆中期以后，黄河淤积愈来愈重，治理难度加大，清廷在拓展机构的同时，加大了治河的投入，但黄河始终无法走出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怪圈。

——摘编自王伟《当代和清代黄河治理比较研究》

材料二   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重要的河流。随着伦敦城人口的剧增，泰晤士河成为伦敦城的露天下水道，居民将大量的垃圾直接排放到河里。1858年，持续一月有余的“大恶臭”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1859年，英国开始着手建设下水道系统，将取水口和排水口进行分离，1875年覆盖全程的下水道系统完工，至此，霍乱这一严重传染病再未大规模爆发。1866年，议会授予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权力，由其负责河道及周边水域的治理，泰晤士河有了权责明晰的全流域管理机构。19世纪70年代，议会先后通过《公共卫生法》《河流污染防治法》等，为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持。经过不懈的努力，英国的泰晤士河恢复了良好的生态。

——摘编自郑成美等《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及其治理探析》

材料一   秦汉时期，在思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妇女所受到的思想约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妇女必须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这使她们具有完整的社会性成人身份。由此带来的社会现实便是秦汉时期的妇女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劳动中。所以秦汉时期的妇女不仅拥有较高程度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在财产的继承和支配、婚姻的自主等其他方面也同样享有较多的权利，而这些正是她们和封建社会后期女性相比拥有较为优越地位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岳岭《秦汉妇女权益和地位研究》

材料二   罗马实行的是嫁妆婚姻，它对于妇女而言不仅仅是获取陪嫁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嫁妆参与了社会财产的分配，嫁妆是古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一种形式。遗产继承制度给予了妇女更多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的处置权，它是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另一种形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冲破法律限制享有着更多的权利：有的妇女在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有的妇女可以买卖土地，参与动产和不动产的经营。

——摘编自何越《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