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时期。各地市镇的大小规模不一，仅常熟一地就有大小八十个市镇。绝大多数市镇都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夹河为市，市场都在河道两边与跨河桥畔。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大量的布匹成为市镇交易的重要商品。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的市镇增至700个。为了保证各农户能够进行日常的剩余农产品交换，各镇的集市日子都彼此岔开、互不重叠。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还兴起了一批工业集镇，它们一般出现在集市或港口所在地或是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它们的经济以一项或多项手工业长足的专业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乡村工业的初级产品进行高级加工。市镇还承担起向外输出本地商品和调进原材料的职能。到工业革命前夕，这些城镇都拥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专市，如粮食市场有九十六个之多，纺织原料及产品（以毛纺织为主）的专市有五十多个。
——摘编自杨杰《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和17—18世纪初英国工业集镇的异同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8世纪初英国农村市镇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科举制的兴起有其内部与外部的深层逻辑。就内部而言，它是人类人才选拔活动内在发展规律驱动的必然结果，即由“推(选)举——推(选)举并考察——规范化考试”的不断追求科学、公平与效率的历史选择……到隋朝再次一统天下时，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制来减轻农民的生产压力，另一方面又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清查户口的措施，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由此，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发展，为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官僚队伍提供了物质可能。而为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吸纳寒族俊才进入统治集团，彻底改变领主经济统治时代世家大族垄断仕官途径的时机已经成熟，符合地主经济发展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应时而生。因此，可以说，科举制是“在士族门阀庄园经济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
——摘编自李木洲《科举制兴起的深层逻辑》
材料二中国古代社会在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国家官吏的尝试之后，发现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围绕官本位争夺权力这一政治中轴展开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冲突。虽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比世袭制更进一步，选官以后天资格取代先赋资格，但久而久之，就会加剧地方望族大姓和地方士族势力的膨胀，加上其他政治和社会原因，最终引发了汉末三国鼎立的百年大乱和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但自隋唐之后，中国人把科举考试推上解决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舞台后，使得围绕官本位展开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走向了有序、规范并可以调控的道路。此后，中国约1300年的政治冲突转变为一种在公正、公开、公平旗帜下展开的考试竞争冲突。
——摘编自张宝昆《科举制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科举制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科举制的政治贡献。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城乡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对中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促使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这个变动，中国从苏联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赢得了外交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中间地带”的重新认识，与某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接触，以及最后对中美关系作出的新判断，都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现实主义因素被肯定、被坚持的过程。这个变动后，在大约5年时间里，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强的军事威胁相对抗。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趋势。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中国领导人强调，要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点。新的、最重要的发展是建立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形成了“上海五国组织”。这一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保持中国西北边陲的稳定和安宁。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除传统的双边机制外，中国越来越重视在多边机制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磋商和配合，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正在着手解决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在国内已转向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互利的经贸关系，进行有效的对外援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这个重大变动”，并分析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对外关系的新趋势。
| 史料内容 | 来源 | |
| 一 | 李鸿章以儒臣起家军旅，早膺疆寄，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嗣在北洋三十余年，办理交涉，悉协机宜。……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野攸赖。 | 光绪帝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上谕，收入清史馆臣撰《清史列传·李鸿章》 |
| 二 |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仅折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 | 梁启超语，收入梁启超1901年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
| 三 | 汉奸者，引满人之媒介也咸同间，洪杨光复一帜，十三省皆还汉族衣冠。然李鸿章残杀同种之功，致令百战，疆土不旋踵仍返之虏廷汉族又再次告失败。 | 锄非《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刊载于《汉帜》1907年第1号 |
| A．史料一全面评述了人物的是非功过 | B．所有信息皆可以相互证实 |
| C．史料三反映了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 | D．出现较晚的最为客观准确 |
材料一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汉武帝之后，在政治地理格局上，不但汉初王朝直接领属郡县与王国独立领属郡县并立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深，王朝还通过积极有效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北疆确立了对匈奴侵扰的有效辖制，对南则开通西南夷，对东南与岭南地区用兵，把王朝的版图重新回复到与秦王朝大致相当的规模。这种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亦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生长提供了现实政治条件。
——摘编自郑帼《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研究》
材料二 明朝延续了元朝的一些政策，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化。鉴于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在整个明朝都延续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期，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在历经固始汗家族、噶伦时期、颇罗鼐家族的统治之后，格鲁派也逐渐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同以往其他教派相比，宗教参与政治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中央政府将权力全部下放给格鲁派。
——摘编自秦红利《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汉武帝时期的具体史实说明“政治地理格局上”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明朝对西藏管理与元朝的不同之处，指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表现。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是首位的生产资源，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盛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户籍相伍”制度，在农民的户籍中增加了年纪和土地占有状况。由于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的北方混乱，引起北方人民大量流亡江南，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不少于70万人，滞留山东境内的达20万人。北方农民的南下，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了南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人口亦有较大增加。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便出现了天下田无荒弃的现象，按“黄册”登记的户口，户达16 052 860，口达60545 812，每户平均3. 77口。康熙五十年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存在像前朝那样隐漏户口的情况。
——摘编自叶瑞汶《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
材料二：
说明：隋612年的数据是偏走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是不可靠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因为处于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有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摘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特征，并说明促使这些特征形成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图中某一历史时期，就“人口、耕地与社会生活”展开论述。
材料一 清代，宗族遍及城乡，设立了义学、义仓、养济院等组织；修订《宗约》、《族规》、《族范》、《家诫》等，内容涵盖“勤、俭、学、善、廉”等。宗族族长可协助保、甲长，稽查乡里，如有“纠众持械互斗者，该保、族、邻即预防阻止，如劝阻不从，即赴地方官报明”。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
材料二 1940-1990年美国社区治理发展一览表
| 时间 | 治理重点 | 治理主体 |
| 1940-1970 | （1）社区贫困 （2）社区生活质量 | （1）政府 （2）社区居民 |
| 1970-1990 | （1）就业机会 （2）社区吸引投资能力 | （1）社区发展公司 （2）社区居民 （3）政府、各方机构和组织 |
——摘编自边防、吕斌《基于比较视角的美国、英国及日本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族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1940-1990年美国社区治理的经验。
材料 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废除公卿和诸侯的称号，改称“华族”，武士改称“士族”，以往的庶民农、工、商现在统称“平民”。1870年，允许平民拥有姓氏，德川时代有关旅游、衣服、发式和职业的限制全部取消。1871年，批准人们有散发带刀的自由，取消武士“杀人无罪”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废除秽多、非人之称，其身份和职业与平民相同，法律规定不能歧视他们，政府为其更名为“部落民”；允许不做官的华族、士族有选择职业的自由。1873年，规定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政府通过“削减俸禄”“奉献俸禄”“将俸禄米改为货币”“发行货币俸禄公债”等措施，废除了武士俸禄制度，取消了其经济特权。
——摘编自田雪梅《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从明治到大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近代身份制度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日本近代身份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932年前后，《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各级劳动部暂行组织纲要》相继颁布中央劳动部以维护工人权利为主，负责监督和执行劳动法令的实施，下设社会保险局、经济评判局、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局。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分配与社会救济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对工农兵及其家属采取优抚和优待的社会保障政策。
——摘编自张铁妹、周明《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探索、演进与创新》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艰辛的探索，城市职工社会保险权益逐渐扩展到全体工薪劳动者，个人需承担缴费责任。2002年，国家正式提出为农民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2007年，开始试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出台，保障了特殊人群的权益。国家通过相关部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救助、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旨在确保国民社会救助权益的落实。
——摘编自文姚丽、刘振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历史演进综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社会保障事业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