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妙应寺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因院内白塔而得名白塔寺。数百年来，寺内的元朝白塔一直是北京城内最高的寺庙建筑。元朝在金中都城东北营建大都城，开启了北京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首都的历史。为达到“保大业之隆昌”的目的，忽必烈敕令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在辽塔旧址上设计建造白塔，由元朝帝师负责对大塔进行装藏，使其作为政权与神权的象征，“坐镇都邑”。竣工后的白塔与大都城被时人称为“金城玉塔”。此后，以塔为中心，忽必烈又建造了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大圣寿万安寺，此寺成为元代百官习仪之所、皇家宗教中心和译经中心。1368年，万安寺毁于雷火，唯塔幸存。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皇帝下令重建寺院，并赐名妙应寺。清朝康熙、乾隆两朝，斥巨资大修白塔。其中，乾隆十八年（1753年），白塔修缮完工后，皇帝赐全本大藏经724函，御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藏文尊胜咒及其他宝物若干，将之藏于白塔内。
白塔结构图屹立于现代都市中的白塔
——摘编自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的力量之北京白塔寺管理处》
材料二 1884年，法国政府决定在庆祝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举办一场大型博览会。当时，美国高达170米的华盛顿纪念碑刚刚完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公开征集的方案中，埃菲尔公司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数十名工程师草拟了5300多张草图。埃菲尔铁塔使用了1.8万多个精密度达到1/10毫米的金属制件，施工时钻孔约700万个，安装约250万个铆钉。每个部件的规格都经过严密计算，在工厂加工制造完毕后，再经过检验和编号运到施工现场。在两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没有对原方案进行任何改动，施工现场也从未发生伤亡事故。尽管这座铁塔预估造价160万美元，而政府补贴仅有30万美元，但还是在历时半年的博览会结束前完全收回了投资。1903年，菲利埃上尉在铁塔上安装了一台无线电设备，并最终成功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最远可以传输到北美洲。这次实验的成功使埃菲尔铁塔避免了原定于1909年被拆除的命运。
埃菲尔铁塔设计草图埃菲尔铁塔全景
——摘编自础德《埃菲尔铁塔——你所不知道的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妙应寺白塔和埃菲尔铁塔修建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法两国各自推动妙应寺白塔和埃菲尔铁塔建设的动机。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近代城市地标性建筑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基层民主选举运动。针对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宣传队就地利用各种群众大会、香火会、庙会、集市及学校做讲演；边区的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不少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大家来选举》《选举秧歌》等选举主题歌曲。依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选举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报票选举制。”根据地的选举方法有“投票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授豆法”“竟选法”“烧洞法”等。经过登记选民名单、提出候选人名单、确认选举资格、检查政府工作、进行投票选举、总结选举工作等过程进行民主选举。
——摘编自卫东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探索，是一条符合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之路。一大批有文化、有本领、热心为村民服务的致富能手当选村委会成员，使村委会干部素质有了新的提高。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进一步健全。“民主听证会”“村务咨询日”“民主活动日”等新的经常性民主形式不断涌现。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体制，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摘编自张小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选举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华夷之辨”也是司马迁民族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司马迁以华夏中国为中心，将四夷纳入王朝的统治，这种“夷夏同朝”、“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观将夷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武沐《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有自从汉俗定姓者，皆以明时始著姓”。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制度可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科举制为例，在汉文化中心主义占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很难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而攀附汉姓，假扮民族身份，不失为种理性的选择。如彝族李学周，就是改汉姓穿汉装前往北京赶考应试考中进士的。汉族的门当户对、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云南地区广泛传播。
——摘编自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交通出行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城市交通建设的进步，并分析进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英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变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趋势。
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社会保障制度步入严重的财务困境，而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则使得财政对养老金的负担日渐加重，一场针对退休制度的改革在英国展开。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按照固定费率缴费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构成的公共养老金系统，其二为收入相关联的“第二国家养老金”。到2005年，基本养老金和国民第二养老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至70岁领取，并且在个人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实行高度灵活的退休年龄。从2005年4月开始，其国家基本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可一直延迟至70岁领取，每延迟5星期，养老金就会增长1%；弹性收入调整，与退休年龄弹性调整紧密结合，共同构成弹性退休机制的主体，既有利于形成精算上的平衡，缓解政府养老系统的财务压力，同时也可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从而提高老年劳动者参与率，抑制提前退休。
—摘编自林熙《西方国家弹性退休制度慨览》
材料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最初定于20世纪50年代并沿用至今。今天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力结构变化，诸多因素均成为影响退休政策的可视变量。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养老金压力，增加劳动力产出，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为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延迟退休政策应作为新时代政策改革发展的先驱标杆，引导社会各界对新时代社会政策形成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发挥社会政策的导向治理作用。我国因人口基数大，保障待遇因地域、行业有多重差异，延迟退休政策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因地制宜。在政策覆盖上，坚持分类推进，注重缩小不同行业阶层在延迟退休年龄后的社会福利差距，秉承社会公平的福利观，缓和行业阶层的利益矛盾，保障企业的集体权益和劳动者的个体获益相统一。
——摘编自杨良初、李桂平、卢娜娜《延迟退休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延迟退休制度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多万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者、苦力运输工、农业雇工等，总数估计4000万人左右。
——摘编自郝贵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材料二 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缺乏文化知识并且和外界缺乏广泛联系，不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这是影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李汉俊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0月，小组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工会制定宗旨和工作方法，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替工人撑腰说话。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受组织委托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分别教授工人及工人子弟。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讲授反地方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等内容，前两届毕业学员近300人，大多数到基层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
——摘编自成丽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列主义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丘逢甲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养成了“平居好学，手不释卷”的学习习惯。1889年殿试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到署不久,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野心，即弃官归台从教,主张以新思想新知识课士，迈开了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抗日护台运动”失败后，他总结归纳出失败的原因是“人民缺乏教育”。内渡后，他主持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强调学堂应“造就有用之学”，录取的学生应“以志趣远大者为上”，提倡男女平等，倡办女子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孔子之教为主义”，还开设了格致、外语、化学、生理卫生等科，由于同文学堂学生“多在二十五岁以下者”，故教学应该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凡“所出之题, 皆宜浅而易解者”。在学习中提倡学生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切莫人云亦云”。
——摘编自赖世极、赖惠玲《论丘逢甲的教育思想》
(1)据材料概括丘逢甲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丘逢甲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材料一 先秦三代所建造城邑不但是建筑行为，也是政治的行为，不同城邑在规模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宗法性政治权力，《吴越春秋》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同时中央政权还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加以制约。如周代重农，以为本业，商业受到严格管控。但当某一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或撤销，城市人口集聚或消散又会推动城市工商业乃至区域经济的繁荣或衰退。
——据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序列中首都是最为重要的城市。其庞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农产品补给。西周的洛邑和秦汉的关中平原是当时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带，汉代以后受经济变动和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矛盾的影响，但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经隋炀、元两朝的开辟和修整，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南北物资大规模运输因而通畅。极大地缓解了隋唐以来首都物资的供应紧张情况，而且亦对中国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在行政中心城市体系之外，出现了以扬州、临清、天津等为代表的大运河城市。
——据鲍成志《区域经济变迁与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这种供求关系变化直接推动了全国的跨区域长途贸易。与大运河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漕运有明显不同，沿江、沿海新出现的以商业为主的经济型城市更多地服务于民间商品流通。清代康熙朝以后，以海路运输为主的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出现大的发展，沿海流通枢纽城市也随之大量兴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内陆性特征。
——据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归纳先秦三代中国行政中心城市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首都选址的因素。并分析隋元两朝开辟和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新变化。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南宋时期纸币获得信任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政府纸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云要求统一现金管理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