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开展三线建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我国脱贫攻坚工程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三线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共同内涵。
材料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公元574年，（北）周武帝诏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灭（北）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凡成年男性未被褫夺法律行为能力，并执有任何依租簿而获得的土地或产业之产权，……其净年值除缴纳该项土地之一切租税及费用外，不少于十镑者，即有权参加选举其本区代表，参加下届国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一年登记作为选民，选举该城市或城镇选区之一名或数名国会代表，假如他在当年七月底之前十二个月中曾接受教区赈款或其他救济金，依照目前议会法之规定，他丧失了选举国会代表的资格。
——《1832年改革法》（英国1832年6月7日）
2.凡年满21岁制男子，目前不在因犯罪而坐牢之列者，都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运动用其投票权力。国会议员不应有财产的资格限制--使各选区能够选出他们爱戴的人，不论贫富。
-----英国宪章运动中的《人民宪章》1837年
材料三：18世纪的奥地利仍是盛行农奴制度的农业国，这种落后状态又使奥地利受到新兴的普鲁士的凌辱。女皇特蕾西亚进行的改革，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进行的。她于1751年颁布了普遍征税法，取消了各邦和领主们的收税权。根据以女皇名义发布的土地册，一切臣民都要按照财产和等级普遍纳税。此外还规定农民为领主服徭役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3天，并宣布在皇室领地上废除农奴制。为发展经济，政府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对新建工场免税10年，放宽必须加入行会的规定，还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废除了国内税卡。此外，国家还对进口工业品课以高关税，而对进口原料则降低关税。
——摘编自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材料四：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倡议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倡导开展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使亿万群众自觉参加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活动。在这过程中又有不断的发展，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增加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内容。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周武帝禁绝佛道的具体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份改革主张的最主要分歧，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民宪章》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特蕾西亚女皇经济改革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华夷之辨”也是司马迁民族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司马迁以华夏中国为中心，将四夷纳入王朝的统治，这种“夷夏同朝”、“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观将夷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武沐《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有自从汉俗定姓者，皆以明时始著姓”。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制度可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科举制为例，在汉文化中心主义占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很难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而攀附汉姓，假扮民族身份，不失为种理性的选择。如彝族李学周，就是改汉姓穿汉装前往北京赶考应试考中进士的。汉族的门当户对、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云南地区广泛传播。
——摘编自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材料一 南宋淮东转运副使虞俦指出，淮东钱法屡变，致使币制不被民众信任，货币流转不畅。解决之道在于“事体既定，不可复有纷更”，如“四川铁钱、钱引行之二百余年，公私流通，未有议其为不便者，良由事体素定，民听具孚故也”。以北宋交子的流通为起点，纸币登上了历史舞台。进入南宋后，作为交子继承者的钱引继续行用于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内长期并大量地发行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多种纸币，使纸币流通基本遍布南宋全境，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摘编自王申《理想模型：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材料二 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熊希龄在1913年10月向袁世凯提议由财政部派监理官前往各省分驻官银钱行号监视包括纸币发行在内的一切业务，并由财政部拟具《各省官银钱号监理官章程》。北洋政府制定了很多推广中国银行纸币的法令措施，1913年还专门颁布了《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规定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完纳各省钱粮赋税，发放官俸军饷等，一律通用中国银行兑换券，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水等，从严取缔。中国银行纸币很快树立了良好信誉，发行量迅速增加，从1912年的106万元，增至1927年1.59亿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中资发钞银行。
——摘编自石涛《近代中国纸币发行权演变研究》
材料三 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于1950年10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指出：“统一现金管理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于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后来，他又在《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文中提出：“建立决策制度，实行预算审核，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实行进一步的货币管理。”
——摘编自孟建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我国主要的货币理论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南宋时期纸币获得信任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政府纸币政策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云要求统一现金管理的缘由。
材料 美国的早期两党制形成后，选拔文官的党派性倾向日益明显。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提出一套轮流任职理论。但是，轮流任职很快就演变为把公职视为战利品——赃物，用来犒劳竞选中出钱卖力的忠实党徒（不论其是否称职），也就是所谓的分赃制。19世纪后期，美国成为工农业大国，政府事务相应增多。工业化时代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使无法可依的分赃制愈演愈烈，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美国内战以后，具有创新和实验精神的美国知识分子决心从文官任命入手改革文官制度，用功绩制取代分赃制。美国舆论界随即鼓动文官制度改革，一些议员也仿效英国文官制度提出改革议案。这样，美国文官改革运动就拉开了序幕。
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难后，美国掀起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人们在总统遇刺这一事实面前，看清了分赃制的危害，在思想观念上转向赞成改革。继任的阿瑟总统在次年元月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彭德尔顿法》，即1883年文官法。彭德顿法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成立文官委员会，负责制定文官规则和组织文官选拔考试；第二，关于文官的选拔，实行公开竞争考试，择优任命；第三，文官政治中立、常任，即文官不得参加党派性政治活动。
——摘编自黄贤全《美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文官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至民国时期城市交通出行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城市交通建设的进步，并分析进步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英国现代城市交通发展变化，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英两国城市交通发展的共同趋势。
材料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不前，社会保障制度步入严重的财务困境，而人口老龄化的威胁则使得财政对养老金的负担日渐加重，一场针对退休制度的改革在英国展开。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按照固定费率缴费的国家基本养老金构成的公共养老金系统，其二为收入相关联的“第二国家养老金”。到2005年，基本养老金和国民第二养老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至70岁领取，并且在个人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中，实行高度灵活的退休年龄。从2005年4月开始，其国家基本养老金和国家第二养老金可一直延迟至70岁领取，每延迟5星期，养老金就会增长1%；弹性收入调整，与退休年龄弹性调整紧密结合，共同构成弹性退休机制的主体，既有利于形成精算上的平衡，缓解政府养老系统的财务压力，同时也可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劳动者延迟退休，从而提高老年劳动者参与率，抑制提前退休。
—摘编自林熙《西方国家弹性退休制度慨览》
材料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最初定于20世纪50年代并沿用至今。今天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劳动力结构变化，诸多因素均成为影响退休政策的可视变量。同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养老金压力，增加劳动力产出，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为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延迟退休政策应作为新时代政策改革发展的先驱标杆，引导社会各界对新时代社会政策形成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发挥社会政策的导向治理作用。我国因人口基数大，保障待遇因地域、行业有多重差异，延迟退休政策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因地制宜。在政策覆盖上，坚持分类推进，注重缩小不同行业阶层在延迟退休年龄后的社会福利差距，秉承社会公平的福利观，缓和行业阶层的利益矛盾，保障企业的集体权益和劳动者的个体获益相统一。
——摘编自杨良初、李桂平、卢娜娜《延迟退休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延迟退休制度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无产阶级最早产生在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资本主义企业中。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多万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而来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格更老一些，它的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产业工人之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所从事的机器大工业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如手工业者、苦力运输工、农业雇工等，总数估计4000万人左右。
——摘编自郝贵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材料二 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缺乏文化知识并且和外界缺乏广泛联系，不能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变迁，这是影响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李汉俊指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10月，小组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工会制定宗旨和工作方法，真正为工人阶级谋利益、替工人撑腰说话。1920年底，邓中夏等人受组织委托到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该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分别教授工人及工人子弟。1921年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广东宣讲员养成所，讲授反地方封建、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等内容，前两届毕业学员近300人，大多数到基层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
——摘编自成丽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马列主义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结合的方式，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丘逢甲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养成了“平居好学，手不释卷”的学习习惯。1889年殿试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到署不久,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野心，即弃官归台从教,主张以新思想新知识课士，迈开了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抗日护台运动”失败后，他总结归纳出失败的原因是“人民缺乏教育”。内渡后，他主持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强调学堂应“造就有用之学”，录取的学生应“以志趣远大者为上”，提倡男女平等，倡办女子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孔子之教为主义”，还开设了格致、外语、化学、生理卫生等科，由于同文学堂学生“多在二十五岁以下者”，故教学应该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凡“所出之题, 皆宜浅而易解者”。在学习中提倡学生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切莫人云亦云”。
——摘编自赖世极、赖惠玲《论丘逢甲的教育思想》
(1)据材料概括丘逢甲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丘逢甲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材料一 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2700万人（618个城市群）增长到2015年的5.67亿人（7600个城市群）。仅肯尼亚一国2015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9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超过5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截至2015年，非洲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人口总数达到9500万。而非洲6740个小城市群的人口总数为1.8亿，其中每个城市的居民不到10万。据统计，2000—2015年，拥有1万至10万居民的非洲城市数量增加了近2000个。与此同时，距离邻国城市群不到1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47个，不到4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635个。生活在这些边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4200万（约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
——摘编自【法】彭旦文、王晓波《非洲城市化的前景》
材料二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这一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1996—2012年的增速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相对有所下降，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
——摘编自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50—2015年非洲城市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特点的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年来中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现代中非城市化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