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摘编自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有三个学生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倾向：新潮社、国民社和国故社。1918年11月18日，大约二十个新文化运动的年轻学生领袖决定组建新潮社。《新潮》以他们老师辈创办的《新青年》为样板，这是《青年杂志》的新版。新潮社和国故社之间的对抗冲突非常激烈，但是新潮社很快就赢得了更多的听众，《国故》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国民》仍然用深奥的文言文写成，《新潮》尽量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这种组合得到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

——摘编自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材料：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时期（1953-1961年），非洲共有22个国家获得独立。艾森豪威尔认为非洲的独立是“早产的独立”。作为欧洲的传统殖民地，他认为非洲应该在欧洲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在1959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他曾问索马里是不是多由原始丛林组成，中央情报局局长阿伦·杜勒斯回答，索马里多是沙漠；他甚至问索马里人是不是“没有进化完全的土著居民”，杜勒斯回答说多是这样情况。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亨利·拜罗德也表示，“国家独立绝非是能解决亚洲与非洲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不成熟的独立会造成新的权力真空，会导致内部动荡与外部入侵”。

——据郭华东《艾森豪威尔政府对非洲独立的反应及其成因》

材料   梁启超认为贵族政治具有两面性。在西方，一方面贵族政治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在反对和限制君主权力方面，贵族又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平民具有一致性。中国则不然，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换一个角度说，西方的平民较之中国，不仅受君主压制，复受贵族压制，其所遭受的不平等、不自由愈甚，故其反抗愈力。中国则反之，中国社会等级间有流动性，“今岁华门一酸儒，来岁可以金马玉堂矣”。故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不强……中西虽同为专制，但形式和程度并不相同。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因而，行会扮演了“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关系到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

——摘编自张风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材料   晚清时期各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向清王朝皇帝纪年“正朔”挑战的过程中提出了黄帝纪年、孔子纪年以及帝尧纪年、大禹纪年、秦纪年等多种纪年方式，从而产生了“纪年”论争。1898年年底，梁启超作《纪年公理》，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190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新史学》中强调了采用“孔子纪年”的重要性，主张用孔子生日作为纪年。认为“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汕然而生”。1905年，宋教仁根据典籍推定是年为黄帝即位4603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时即以此署年，《民报》第一期刊首印有黄帝像，图下说明“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以后革命党一直沿用宋说。1919年，钱玄同提出，“我们主张中国当用基督纪年，也是因为他在应用上很便利”，也更符合中国当时正融入世界的形势，“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联”。

——摘编自焦润明、王建伟《晚清“纪年”论争之文化解读》

材料   正如李约瑟先生指出的，在互相隔绝的各种文化中有不少并行的相似的发展，特别是在较早阶段，思想、发明、技术或机械越是简单，它在世界各地独创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如此，东西两半球的文明演进道路及表现所存在的不同是本质性的问题。印第安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在东半球文明中是罕见的，甚至是根本没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往往用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去比照新发现的事物，用已有的思维定势和结论去套新事物，用东半球古代文明的演进方式去套印第安文明，于是就会得出一些不伦不类的结论。拉美印第安古文明是人类认识最迟的，研究最不够深入的，结论相去甚远的新领域，我们对这些文明的认识与评析，必须尽可能科学客观，实事求是，要树立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极为复杂曲折的，是无比丰富多彩的观念，承认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是多元化发展。

——摘编自程洪《论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特点》

材料   18世纪晚期，有英国学者提出“文明使命论”。他们认为，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文明在海外的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进步，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洲和非洲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论断下，亚洲和非洲文明被欧洲统治者贴上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任何发明的劣等文明标签，欧洲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准方式。英国政府允诺一旦亚非这些地区经过改造达到宗主国的文明标准便准许其独立。近年，有学者指出，人类真正的进步不在于同质化，而在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要克服各类全球性挑战，共同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及其对应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只有通过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坦诚交流和互学互鉴，才能让各个文明的智慧充分迸发出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贡献力量。

——摘编自周欣平《文明的交汇》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东西文化的差异性、两者的长短优劣以及文化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大论战。辜鸿铭提出：“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陈独秀则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话来捣乱。”

——据辜鸿铭《在德不在辫》、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编写